我这人不怎么贪财，这不是吹，是真的。
我追求的种种快乐，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达到。比如哥几个找个大排档一坐，喝着二锅头聊天；再比如找个国内小城市的宾馆一住，四下溜达溜达，体会一下儿当地的生活气息；还比如看看书、练练大字（只能叫练大字，跟书法没关系）、买俩手串儿，这都挺省钱的。
但是我也尽可能地多挣点儿钱，因为腰包里的钞票多，快乐就相对多点儿。
为了挣钱，我南下广州拍戏。后来没戏啦，我到湖南、山东演夜场，演饭市（伴宴演出），甚至到洗浴中心里演出。那种演出确实挺难受的，可花钱的时候享受呀。后来夜场也干不下去了，因为光会说笑话，不会唱不会跳。
接着想办法。那时候，各地电视台都办起了周末的娱乐节目，山东台有《快乐直通车》，河北台有《大家来欢乐》，江西台有……想不起来叫什么啦，就是现在北京文艺频道主持人秦天主持的那档节目。我就跟各节目的导演拉关系、套近乎，人家来北京请人家吃饭、喝酒、当三陪，为的就是每周都有节目录。
这是在90年代中后期，一个月小一万块钱的额外收入，那时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好景不长，几年之后，这些节目也停了。我又想了个挣钱的道儿——当编剧。
干晚会
先是给电视台的晚会写小品、串联词。那时候我跟相声作家廉春明老师、词作家白云海老师是一个团伙，基本上能承包一台晚会的所有语言类节目。廉老师负责外出接活儿、想点子，我负责写小品，白云海老师负责写串联词。
那时候的编剧不但负责文字，还得张罗。写完本子谁演？我们得负责联系演员、找小品导演。演一个节目给多少钱呀？我们得帮着演员跟制片方协调。那时候还不兴电子邮件那，我们还得租个车，四处送稿子。
等演员到了剧组排练，我们负责沏茶倒水，安排吃饭。真正录像那天，我们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跟制片人结账。很多节目跟电视台无关，都是文化公司搞的，结账挺费劲，得追着他屁股后头要。我们的稿费晚两天就晚两天，演员都是我们找来的，录完像拿不着钱，人家能饶得了我们吗？
记得有一回录像，明明跟文化公司老总说好了演出之前把一切劳务结清，录像马上就开始了，找不着他们老总啦。这下儿我们可慌了，十几个演员等着要钱哪！我们三个人一商量，干脆来个鱼死网破，他不给钱咱就不录像。
观众都已经在棚里坐好了。我们跟演员说，就在休息室待着，谁也别进棚。这下儿老板冒头儿啦，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们。廉老师负责给演员发劳务，我负责给演员报出租车票。那时候录晚会管报销出租票，所以每个人都搜集几百块钱的，不报白不报。
都弄利落了，问演员一句，“谁的钱也不差了吧？”大伙说，“不差啦！”“录像！”这事儿想起来都后怕，要是人家跟电视台领导一汇报，“廉春明等人号召演员罢演。”那还不把我们给封杀啦？财路就断啦！
但是不罢演没辙呀。我们的钱可以不要，演员的钱谁给？我们自己掏钱给人家？不少明星大腕儿那，价格不菲，我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呀！
还有一回在湖南某地录像，录完像都快要回北京了，还没结账呢。在外地不敢罢演呀，罢演连回去的机票都拿不到，这帮人就困这儿啦。
上飞机之前有个欢送晚宴，市领导都到场。直接跟领导反应，人家该说了，“还艺术家那，就知道钱！”考虑再三，我们想出个办法来——苦肉计。
酒过三巡，菜过“无味”。大伙聊得热火朝天，白云海突然抹起了眼泪。廉春明老师配合说台词儿——
“这儿吃饭那，你哭什么呀？”
白云海：“这些演员都是我请的，现在还没拿着劳务那，我怎么做人呀！”
廉春明：“你别瞎说，咱们某某地的人最讲信用了，说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
白云海：“他们说录像之前结账，可是没结！”
廉春明：“人家是工作太忙，没顾上！这顿酒没喝完，人家就能把账给咱们结喽！”
领导实在听不下去了，拍案而起，“快给北京的艺术家结账！”
至于我们的稿费，拖欠个仨月俩月的，那是常事儿，还有的拖着拖着就黄啦。有一回我跟廉老师上饭馆，碰见个制片人在包房里请客。廉老师一瞧，这是个要账的好时机，进屋就跟人家说，“那稿费……”
那位一把将廉老师推到包房外边，“小点儿声儿，那都是大老板！”一边说一边点钱，赶紧把廉老师打发走。
还有一回，有笔稿费都过半年了，也没要到。我跟廉老师一商量，再不要钱兴许他们公司都黄啦！到他们公司，人家挺客气，“财务不在，您等会儿吧。”从上午等到中午也没人搭理我们。
我跟廉老师下定了决心，采取民工讨薪的办法，不给钱我们不回家。出去找个小饭馆儿吃了顿饭，喝两口酒，回来接着等。
他们公司租的宾馆，带洗澡间的。实在没事儿干了，我跟廉老师每人洗了个澡，一人找了张床，睡上啦！
人家一瞧，“坏啦，要住这儿。赶紧给他们结账吧！”
其实就算某个晚会最终也没结下账来，那我们也觉着值得，因为能住宾馆，能吃吃喝喝。在90年代，能找个免费管吃管住的地方不容易，对一般人都很有吸引力。
所以每次有晚会找我们，还没谈需要创作什么节目呢，我们先提出几点要求，“给我们开宾馆，吃饭、打车报销。”
一般情况下住的都是招待所，条件一般。这倒无所谓，最麻烦的是晚上锁门。写东西写到半夜饿了，要是不出去喝顿酒、吃点儿东西，自杀的心都有。
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玉泉路的一家招待所，每天晚上我跟廉老师都从铁栅栏门跳出去喝酒。这时候保安已经睡觉了，也没人管我们。有一天夜里，我跟廉老师刚爬上铁门，保安出来大喊，“下来！”
廉老师急了，“我们不是偷东西的，就在这里头住，出去吃点儿东西。”
“我知道！”
“知道你还拦我们？”
“门没锁！”
有时候赶上晚会主办方厉害，也会住五星级酒店，像昆仑饭店、亮马饭店、香格里拉酒店之类的，那可就累了。那时候这种酒店还不对外开放那，一般人不让进去。我跟廉老师、白老师穿得比一般人还一般人，每次进门儿都要遭到保安的盘查。
白老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花几千块钱到燕莎商场买了一件风衣穿上了。那个风衣披上之后有点儿像超人的斗篷，上面还有四个兜儿，说不上是什么兵种。白老师个头儿不高，还挺胖，从后面看跟《蝙蝠侠》里的企鹅人似的。
住高档宾馆还有个不方便的地方，里面饭太贵，剧组不给报。出去吃吧，星级酒店周边又没什么小饭馆儿。所以每次入住高档宾馆，白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附近找个小卖部，买一箱啤酒搬回房间。
穿个大斗篷，抱着一箱啤酒，您琢磨这是什么形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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