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右翼蒙古方面的应变思路，高务实之前就有过一些规划，简单的说，就是趁俺答去世的时机，将把汉那吉推上位，取代辛爱成为大汗，然后劝三娘子嫁给把汉那吉，同时将辛爱所部转赐给三娘子之子布塔施里。
他把这个思路说给朱翊钧听，朱翊钧听罢，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皱着眉头道：“朕知道蒙古人婚嫁规矩不合礼教，但钟金哈屯算起来应该是把汉那吉的祖母辈，这……好么？”
高务实解释道：“皇上既然知道蒙古人不讲礼教，又何必在意这些？蒙古人只要不是血亲，别说祖母辈，便是曾祖母辈也是无所谓的。对我大明而言，无须在意他们之间的名分怎么定，只要保证土默特依然恭顺即可。”
朱翊钧想了想，问道：“那么，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二人，互相之间会愿意吗？”
“皇上若不放心，此事臣可以想想办法，咱们先不要通过朝廷或者边臣接触他们，且由京华方面暗中向他们提起此事，如此既可以试探他们心意，也能不失转圜之余地。”
“这倒不错。”朱翊钧点头赞许。
其实他之所以犹豫，本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乱点鸳鸯谱，然后惹得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两人都不满意，结果反而坏事。既然高务实把这件事揽了下来，那就相当于是以私人身份去进行试探，这就可以把朝廷撇出来，免得朝廷一开口，就没法挽回了。
今日小讲，除了高务实这个讲官之外，就只有沈鲤一位讲读官，他的职责主要是记录，一直也没说话。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他泄露机宜，因为沈鲤跟他不仅是“同党”，而且还是“同乡”。
沈鲤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在这个时代来说，和高务实是正经的乡党，加上他又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脑门前已经雷打不动的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沈鲤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去世后，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称其为“乾坤正气，伊洛真儒”。
在原历史上，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又是他的同乡，他都不肯私谒高拱，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这一世却有所不同，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前途，所以一直与其交好，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
这样一个人，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
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
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尤其特殊的是，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京华的陆路“外贸”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至今已十年有余。
这种资历，在整个京华的“家丁系”中，只有高陌和高瑞两人能比。
但相对来说，高陌算是坐镇中枢，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算是“管生产”，都不负责“直接来钱”的商贸，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
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甚至没等过夜，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
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他急着回京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曹恪回来了，据说老爷对他颇为满意，给他安排好了身份，以京师户籍让他去考童子试，看能不能拿个生员身份，如果表现好的话，明年接着参加顺天乡试。
家丁身份其实有各种好处，简单的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也有一个麻烦，就是一般不允许参加科举。如果要参加科举，主家首先要同意，这是肯定的，但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办。
嗯，其实一般而言，主家都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显然：考了功名，就是人上人，将来主家还压不压得住他，就不好说了——万一这厮读书厉害，不止是考了个秀才，后来又考了举人怎么办？甚至万一的万一，人家考了个进士，自己就成老爷了，那这主家还有个鬼的压制力？
不过高务实显然是个例外，他的态度是任你考，你便是考个进士又如何？我这六首状元是跟着你闹着玩的？
就算你做了进士老爷，你脑门贴着一个斗大的“高”字，我对你恩重如山，这是天下人肯定会公认的——要不然你能参加科举吗？
所以，就算曹恪考中进士，只要他做出任何对高务实不利的举动，都相当于自杀——政治自杀。
真正的牛逼，不是体现在欺负弱小，更体现在培养和提拔。
曹淦这一路估摸至少要走大半个月，暂时不必去说他。
接下来京师的大事，已经聚焦在郭朴头上。
太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郭朴一连三日，三疏求退。
皇帝的批复从“不允”、“温言慰勉，不允”到“切恳元辅尽心辅佐，所请不允”一路变化。
但接下来，郭元辅求见两宫了。于是当日两宫又召见了皇帝。
次日，皇帝命司礼监传旨，召集九卿等重臣，议增补阁臣。
这个举动意味着郭朴求退大局已定，所以皇帝在做准备。
大明的历代皇帝因袭了选拔官员的一项祖制，叫做廷推。凡属高级干部出缺，并非直接由皇帝定夺，而首先要由三品以上大员及各部主官协商，公推二至三人甚或更多，由皇帝选取任用。这种办法一直沿用了整个有明一朝。
当然，皇帝就毫无作为了吗？也不是，皇帝在这种时候可就名单圈选，亦可不予采用。
如“天启三年正月，廷推阁臣，首列孙慎行、盛以宏，皆不用。”
又如“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免，廷推七人，李戴居末，帝特擢之。”
可见，大臣们的首推，有时并非皇帝最爱，有时所荐人选，皇帝甚至一个都瞧不上眼。君臣之间，用人标准差异之大，足令局外人莫名其妙。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大度与和气，要真是这样，那就真有点皿煮得近乎可爱了。在皇权时代，皇帝手中有一条与廷推制度并行不悖的权力行为，叫做中旨，即皇帝可以自宫廷中发出亲笔命令或诏书，以不正常途径绕过中书门下，直接交付有司执行。
虽然这一次，大伙儿都知道在这个局面下增补阁臣，其实不管九卿怎么廷推，最终结果都是一定的：皇帝一定会选择首辅临走时推荐的那位。哪怕廷推的结果有异，皇帝也一定会否决廷推的人选，直接中旨拔擢。
当然，如果情况搞到这一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说明首辅对内阁、六部等已经失去控制。而且，不由廷推而入阁的阁臣，面子上会很难看——没有来得及廷推和廷推没通过，这是两码事。
仍以大明为例，历史上的万历年间，也出现过吏部尚书出缺，“天官”可是举足轻重的职务，不必阁臣来得差。但廷推上来的人选万历都不中意，僵持不下之后，万历断然下达了中旨，亲自选定了当时首辅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
孰料，李某却不买账。
在皇帝看来，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在侍郎位上难有寸进，笃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来的天官大印。
可李某却在奏疏中直言：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众臣怄气，非圣君所为。
李某在此态度十分明确，中旨授予的官衔，他是不会接受的。
可见如果闹到廷推僵持，问题是很严重的。
申阁老显然不是一个强势到当面和皇帝、首辅顶牛的阁老，他在廷推上的表现完美的体现了他的风格，郭朴一提出由潘晟入阁，他就立刻表示同意。
张四维显然不可能反对，许国和余有丁同样不是二货，都表示赞同。
内阁全票通过了首辅的提议，六部和都察院、翰林院等主官都不傻，纷纷表示同意，礼部就不说了——潘晟自己是尚书。
于是廷推顺利完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皇帝情绪不高，完成廷推之后就默默走了。
高务实这个讲官比较独特，经常被皇帝点名要求跟在他身边，今天也不例外。
廷推结束后，朱翊钧很少见的选择不乘轿，而是徒步慢慢走回乾清宫，路上沉默了许久，才忽然对高务实道：“务实，元辅走后，三位顾命辅臣就都不在朕身边了……”
高务实很难判断朱翊钧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究竟是感叹还是解脱，又或者二者皆有，但究竟是感叹更多一些，还是解脱更多一些？
他只能安慰道：“元辅已经完成了先帝交待他的事，他是功成身退。皇上，明年是万历十年，那将是真正的万历时代了。皇上，您和臣等，能否不负先帝之托，自现在起，就要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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