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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 大明联合驿站(上)(1 / 1)

对于皇帝的金口玉言亲自催促,高部堂还是很给面子的。次日一早,由户部尚书高务实领衔主笔、兵部尚书周咏联名附署递呈的《为遵圣意纾民困省耗费请革新驿站并议邮传诸事疏》便送进了内阁,简称《革新驿站疏》。

当日内阁的主笔阁臣恰好是首辅申时行,他一看到这道《革新驿站疏》居然写了洋洋洒洒两万余言,立刻就知道正戏来了。申元辅飞快地把这道疏文自己先看了一遍,看完后深吸一口气,闭目思索了一下,立刻派人将王锡爵找来议事。

没错,此前的“废除粮长制”风波正是由王锡爵提议、申时行拍板,然后两人合作暗中推动的。目的当然毫无疑问,就是针对高务实。

申元辅值房之中的其他人早已被请了出去,整间房里只有他一人,雍容平和地端坐不动,真个是宰相气度。

王锡爵进来左右扫了一眼,面上露出微笑,道:“看元辅这架势,想是高日新终于肯应战了?”

“嗯。”申时行点了点头,伸手虚做一个请式,道:“元驭兄请坐。”

王锡爵道了声谢,自行落座,又问道:“不知我所预料的那上中下三策,高日新是选了哪一策?”

“如我所料,高日新选了上策。”申时行微微一笑:“元驭兄,我记得你此前刚刚回京入阁的时候,我便和你说过,高日新虽然年轻,但他在十几年前就表现得如同一只老狐狸了,你若只把他当做小狐狸看,那是真要走眼的。”

王锡爵听了申时行的话,居然也没有太意外,颔首道:“元辅所言甚是。这一次他都能放弃下策与中策,可见此子不仅聪慧,而且极有定力。

不瞒元辅,我曾以此策问及犬子,让犬子站在高日新的立场来思考如何应对我所设计的这一局面。当时犬子先想了一会儿,回答正是下策。我又指点了几句,犬子再三思考,也才想到中策。”

王锡爵叹息一声:“非是锡爵自夸,犬子论读书还是不错的,可惜在这些事上与高日新一比,两相差距实不能以道理计。”

王锡爵之子王衡曾获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因为有人嫉妒,污蔑此次考试有舞弊情况,王锡爵一怒之下当众表示自己退休之前儿子不再应试。所以历史上王衡是在万历二十九年才再次参加科举,一考便是第二名,与乃父当年一样成为榜眼,同时为自己当年的解元正了名。

此刻王锡爵说他“读书还是不错的”,那真不叫自夸,甚至还太谦虚了点。不过,王锡爵评价他在政治上的水平不行,从其只想到“预定三策”中的下策,甚至经过指点也只想到中策来看,似乎……也不算妄自菲薄,基本就是事实。

不过申时行还是劝他看开点,苦笑道:“令郎尚未出仕,不知宦海凶险,能想到下策已经不错了。犬子入仕经年,我同样也以此计考他,他想了一整晚,也不过想到中策。”

王锡爵摇了摇头,道:“我所料之下策,是以京华之雄厚财力,强行接下各地粮税及金花银之解运。此策之中所包含的考量与权衡,在于京华是否能够接得下此事,以及接下此事之后所造成之影响。

犬子当时报了几个数,大概意思便是京华只需要投入天津、上海、宁波三港或最多再加上广州港在内四大港之年入,便能接下此事。在他看来,能够接下如此重任,实在是为朝廷、为皇上分忧,必能让皇上高看,从此倚重更甚,善莫大焉。

而后我便提示他说,倘若京华一力掌控天下财赋之转运,朝廷一举一动都要仰仗其力,则天下之权究竟在谁?”

“犬子被我问得怔住,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王阁老叹息一声,道:“然后他又说,既是如此,那便接不得这个差事,不如发动言论,以祖制不可轻易而推脱。

另外他又说,江南等地自一条鞭法施行之后,解运粮税变成了解运金花银,为各地粮长省去许多麻烦和耗费。是以大可继续将一条鞭法推广天下,待到两京十三省都只需粮长们解运金花银,这耗费自然也就下来了,粮长之制也就勉强还能继续维持……呵呵,委实天真。”

申时行无奈道:“小辈尚难担当重任,我辈除了悉心教导,又能如何?”

说完这话,申元辅自嘲似的摇了摇头,又道:“不过话说回来,这中策虽然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患,但若是为免朝局动荡而考虑,其实倒也算是一次太极推手。此策虽不治本,好歹也能治个标,俟得将来格局变化再做打算,本也不能说错,还算是慎重之谋了。”

“慎重之谋?”王锡爵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森然道:“高日新若只如犬子这般能耐,漫说是挑了下策,便是挑了这中策,我都有至少三种办法让他威信扫地,不仅在皇上眼里大失能臣气象,在实学派内部也要被许维桢、沈仲化抓到机会,狠狠地打击一番。

说不定到那个时候,高日新便要丢了他那‘天下文胆’的虚名,也将再不复‘三代首辅之所望’的地位!若能如此,我心学内部至少便能得数年喘息之机,遴选后进、着重培养,将来再与实学相争,便不愁无人能继了。”

申时行露出一脸苦笑,叹息道:“可他毕竟是高日新啊。元驭兄,他是八岁便做了太子伴读的人,到如今其实差不多已经出仕二十年了,岂能把他看做那些不及而立之年的新科士子?”

王锡爵眉头一挑,问道:“那么这位‘老臣’此番到底是打算如何应对?可是如我所料的那样,拿驿站出来顶替京华如今在解运诸事上的用处?”

“他么……算是吧。”申时行点头道。

王锡爵这次总算笑了起来,道:“好,好,好。虽然他这么做逃过了最大的陷阱,不过用驿站取代京华的船队马队,一来是他京华依旧要损失一笔收入,二来那驿站之事涉及甚广,要协调好可不容易,咱们有的是办法继续给他制造麻烦。

只要麻烦一多,纵然他生了一颗比干般的七窍玲珑心,也免不得会有忙中出错的可能,到时候……哼!”

申时行看来却没王锡爵这般乐观,他皱着眉头,扬了扬手中的那道奏疏道:“驿站之事自然是牵涉甚广,不过从他今日这道奏疏来看……他似乎并不怕牵涉甚广,甚至还有些生怕牵涉不够广似的。”

申元辅说着,把手中的奏疏朝王锡爵递了过去。

“哦?”王锡爵的表情看来有些意外,微微皱眉接过奏疏,道:“我且看看。”申时行点头道:“元驭兄请自便。”

王锡爵看这道奏疏看得十分仔细,不仅一字不漏,而且时不时还会沉吟不动片刻,甚至倒回去再看上文。

申时行的耐心极好,完全对得起“首辅气度”四字,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别说催促了,就连多余的动作和声音都没有半点。

好不容易等到王锡爵看完奏疏,申时行依旧不曾主动开口询问,而只是看着王锡爵面带思索地将奏疏放在一旁。申时行面色如常地看着他,等他先说话。

谁知道这次王锡爵竟然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论及己方的应对之策,反而捻须夸赞道:“倘若不问立场,高日新以其魄力才干而言,诚可谓不世之王佐。”说着,用手指点了点被他放在案上的奏疏,再次赞道:“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

申时行沉默了一下,轻声道:“惜非同道。”

王锡爵面色一滞,幽幽长叹,道:“是啊,惜非同道。”

他方才所赞高务实的“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乃出自曹植,是曹植称赞荀彧的话,出自其《光禄大夫荀侯诔》。

曹植当时的原句是“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寮士庶,歔欷沾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给辄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显然这是曹植在荀彧去世之后写来纪念和赞颂他的,性质上属于盖棺定论。

以王锡爵当年三鼎甲级别的学霸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偏偏用这样一句对荀彧的“盖棺定论”用在年纪轻轻的高务实身上。

考虑到他说这句话的语境不像是反讽,那只能说明他看完《革新驿站疏》之后,是真的被高务实的举动震撼了,所以才有这样过分的夸赞。

在后世,连诸葛亮都有人质疑,反倒是对于曹操阵营的荀彧,几乎所有人都不吝赞其一句王佐之才,可见其才能之高,品行之正。大明以降,除了红朝首任总理之外,怕是很难再找出这样一块无暇之璧。

不过,要说王锡爵忽然之间对高务实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还得先说一下他之前提到的驿站之事“牵连甚广”的根源。

大明驿站的建立、平时的制度、出现的问题等,本书前文已经提到过[注:参见本书卷二,冠京华,第045章,谕德上疏],此处不再赘述,且说几点尚未提到的。

早在元朝的时候,驿站叫做“站赤”,有马、车、牛、驴、船、狗、轿等多种方式,马匹是最主要的,牛、车、船亦为数不少。

种类一多,管理起来就很麻烦。于是朱元璋把元代繁琐的驿站分类进行简化和归类,将马站、船站合为水马驿,牛、骡、驴、驼这些大牲口和运夫单独析出,设为递运所,再加上从元朝继承而来的急递铺,此三者便组成了大明驿站的三大部分。

那么,明代的驿站是归属于哪个衙门管理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了。大明没有“高官”的转运部门,宋、金的转运司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结果就是明代解运物资,是以州县为单位。这属于明代财政制度的一个方面,此处不做过多解释,只说一点:这个现实存在,导致了明代驿站三大体系是直接隶属于中枢的,而具体来说,属于兵部车驾司。

大明废中书省而权归六部,兵部理论上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兵部车驾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也就是管理皇帝仪仗、车驾,同时管理驿站系统。

而地方的驿站,管事的叫驿丞,衙门是挂在州县衙门,所以驿丞往往也算在州县的官吏里,驿站的办公经费是从州县财政里调拨,所谓“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是也。

但是大明的正税并不包含这一项,所以对于驿站的经费,是要单独征收的,这在后世有个专用词叫“摊派”。比如说,这一年驿站一共花了一千两银子,本县有五千户人口,那就是每家摊派二钱银子。

以上是驿站整体的情况,但光说整体不能深入问题的复杂性,还得单独具体的说一下这三种体系。

水马驿前面说了,分为水驿、马驿,水马设驿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两地之间正好是一天的路程,这在高务实初任广西巡按御史的时候就提到过。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早从这个驿站出发,走一天,到下午的时候肯定能赶到下一个驿站。这两地之间的距离,马驿是六十到八十里,水驿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这个时代骑兵部队每天行进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不考虑特殊情况,比如精锐骑兵脱离辎重奔袭等)。

在没有改变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这个速度一直到后来抗战的时候仍是如此,而驿站同样遵循这个原则。

急递铺起源于宋,在宋朝叫“急脚递”。金、元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在元朝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制度。明朝也继承了元代急递铺的制度,并将其再次发扬光大。

元代急递铺之间的距离尚不固定,“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而明代则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国的时候就出台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

实际操作中,限于地形因素,当然也并非真的就如此整齐划一,但多数还是遵循此规定的。后世很多地方有一些地名,比如叫八里铺、十里铺、十八里铺、三十里铺之类的,大多都是这种急递铺的历史遗存。

递运所则是大明首创,其实就是把元代站赤中的牛、骡、驴、驼等几种站单独析出而设。前面说了,大明没有省一级的递运部门,所有的解运都是以州县为单位分开递运。

明初的时候就是如此,是以各地卫所的驻军来运送,后来朱元璋觉得这样容易影响地方戍军的战斗力,所以就单独设立了一个体系叫递运所,每个城池一处。

而平时所说的驿站,一般往往单指马驿,或者顶多加上水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驿站体系属于国家、朝廷,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朝廷服务,可并非是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因此此时的驿站本身是不允许个人使用的。

大明的水马驿,主要作用是接待往来朝廷官、吏、兵(不是打仗的兵,算是通信兵),而这些公职人员,需要拿一个驿符,这个是朝廷按需配发的信物。

比如说你是行人司的一名行人,这是明代的一个官职,品级不大,一般负责传旨——之前说过大明并不是由太监专门负责传旨——现在你是行人司的行人,你从北京出发,前往云南省城,给镇守当地的黔国公宣旨,告诉他说皇帝念沐公爷你久镇边疆功高劳苦,特意升官一级。

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就需要去兵部车驾司领取一个驿符,上面会写上你是谁,要去哪儿,办什么事,属于哪个衙门。这些都写清楚了,你才能拿着走人,沿途驿站才会为你服务。

具体来说格式一般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皇帝圣旨:公差人员经过驿站,持此符验,方许应付马匹。如无此符,擅便给驿,各驿官吏不行执法徇情应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准此。某年某月某日。”在这道驿符中间还画着一匹马。

然后从北京到昆明这五千多里的路,你大概要走两个月,其间换乘马匹、船只,包括吃住费用,都完全由各处驿站承包,你个人通通不用管。

如果你没有这个驿符呢?那很抱歉,你是不能使用驿站的。

当然,之前说过明朝中后期很多制度都被阳奉阴违搞得名存实亡了,驿符也不例外。不是说这东西没了,而是经常变成了一种礼物,成为居家旅行走亲访友必备。

比如徐霞客写他的游记需要满天下跑,其间就没少用这个——然而他并没有官职,理论上根本不应该能用上这个东西。

于是这样一来,地方驿站的经费一年比一年高,财政压力一年比一年大,最后崇祯说干脆把驿站取消一部分吧。

其实崇祯只是裁撤了三成的驿站,并没有废弃整个驿站体系。但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有个陕西米脂县银川马驿的驿卒就失业了,没几天就干起了造反的好买卖——他叫李自成。

不过,这个问题在隆庆末、万历初的那几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隆庆五年六月初二,时任太子伴读、假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谕德的高务实上了一道奏疏,叫做《为遵祖训原意请整肃驿站以纾驿路疏》。

经过一系列斗争和运作,最终这道疏文中提出的主要措施,基本在高拱、郭朴两任首辅的任期内得到执行。

这些措施之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其一,取消驿站向地方征收税款、征发徭役的权力,由地方官府代收一笔驿税,该驿税根据驿站规模大小、设施好坏、人员众寡来定;其次,驿站实际情况的监督,一是由朝廷委派专员每年进行至少一次不定期突击检查,二是由当地官府切实督查。

当时高务实的这两个举措,最直接导致的一个中枢层面的变化,就是从那之后户部也涉及到了驿站的管理体系之内,驿站不再是由兵部单管,而户部的主要职责是包括查账在内的各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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