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述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历史
宋史·蔡京传》载：“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徒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宋史·蔡京传》中所列蔡京的“党人籍”问题，是蔡京被定为“奸臣”的一大主要“罪状”。这一罪状指责蔡京的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群臣被贬官放逐、死亡殆尽，而仍然下令列等他们的罪状；二是将以司马光为首的群臣指为“奸党”，又刻立元祐元符“党人籍”石碑于文德殿门内，还亲自书写成大碑文字，颁发全国各州郡；三是把在元符末年上书批评熙宁、绍圣新法政事的范柔中以下许多人列为“奸邪”；四是禁锢被列入两个党籍的309人的子孙，并且不准在京城及附近州县为官。
现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依照时间顺序，列述《宋史·蔡京传》中“党人籍”事件始末的一些主要史实，兼述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历史，供方家研究分析，弄清事实真相。
一、元祐、元符“党人籍”事件的始末
《宋史·蔡京传》所说的“党人籍”事件，有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它始于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发生在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六月，于政和三年（1113）八月结束，历经13年又八个月。
元符三年（1100）：（一）皇太后向氏听政，元祐党人复出，守旧派势力扩大；（二）清除朋党，革新派残遭贬窜；（三）蔡京被逐出朝廷，贬任地方官，又撤销官职。
正月十二日，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继位，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共同处分军国重事，先后召回并重用一批被贬逐的守旧派大臣担任朝廷要职，并追复已故的守旧派重要人物官职，被时人称为“小元祐”。
二月二十一日，新委任的通议大夫、吏部尚书韩忠彦（系驸都尉韩嘉彦之兄，元祐年间曾任知枢密院事）升任门下侍郎；四月初八，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十月初四，再升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自三月起，经韩忠彦等人推荐，陈瓘、邹浩、龚夬、张庭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陈师锡、张舜民等元祐党人陆续进入台谏。如：三月初七，召用权发遣卫州陈瓘任左正言，监袁州洒税邹浩任右正言，知洛州龚夬任殿中侍御史；四月初八，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一月十六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
四月二十一日，苏纯仁、刘奉世、王卖见、韩川、吕希纯、吴安诗、唐义问、王钦臣、杨畏、吕陶、张来、刘当时、吕希哲、吕希绩、贾易、刘唐老、黄隐、晁补之、黄庭坚、苏轼、苏辙、刘安世、秦观、程颐、郑侠等25人恢复职位，或调回内地。
韩忠彦、翰林学士曾肇（曾布之弟，因避嫌出任陈州知州）、张庭坚进言说：“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复，不有追复，孰慰幽魂？”于是，五月二十二日，下令给予已故的元祐党人文彦博、王王玉、吕大防、刘挚、韩维、梁焘、司马光、吕公著、孙固、傅尧俞、赵瞻、郑雍、王岩叟、范祖禹、赵彦若、钱勰、雇页临、赵君锡、李之纯、吕大忠、鲜于亻先、、孔武仲、姚面力、盛陶、赵、孙觉、杜纯、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张茂则、高士英、孙升等33人，给予追认恢复官职。五月二十五日，又下令归还司马光等致仕遗表恩泽。
元祐党人的重要人物苏纯仁与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陆佃等人提出实行“清除朋党，结束党争”的策略，在元祐党人的势力逐渐得到扩大的情况下，便借机“迫不及待，里应外合”地贬窜章惇、蔡京、蔡卞等一批革新派人物，并想再次变更已在绍圣年间（1094——1097）至元符二年（1099）恢复施行的熙宁、元丰新法。
四月二十七日，宋徽宗下令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第二天，吏部侍郎徐铎把已经编辑成书的臣僚章疏全部上交。辛酉，韩忠彦进言：“章惇当了宰相后，专门设立了机构，将臣僚所上奏疏分类编排，挑出语言相像的，指控他们为诽谤，先前应诏上章疏的人大多数都受处罚。”韩忠彦希望立即下诏撤除编类局，把所有编集的文书，都收到宫里去。中书舍人曾肇也说：“自绍圣二年冬设立编类局至今，已经有五年。”“编写一千九百册”“现在编录章疏既没有祖宗先例可循”，而且还限定编录的章疏是“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结束。”曾肇请求把中书省和枢密院的登录人员等全部撤免。宋徽宗赞同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当时，守旧派台谏官丰稷、陈师锡、陈瓘屡次弹劾章惇。陈瓘说章惇“独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国误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业归一身。”有的说章惇“担任山陵使职不称职，致使哲宗的灵车陷在泥中不能行走，露宿于野外。”又指责章惇在确定皇位继承人时曾说“端王（即宋徽宗）为人轻浮，不能让他君临天下”。因此，章惇被迫先后5次上表请求辞去政务上越州。九月初一，宋徽宗以章惇“扈从灵驾没有尽职而”被罢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职务，以特进、改任越州知州。陈瓘、李清臣等人认为这样对章惇的“责罚太轻”，又提出“章惇在绍圣年间设立审查元祐诉状局”，编类元祐党人章疏，对元祐党人施以“残酷刑罚”与贬窜，受害者一千余家，应当加重依法.论处，十月初三遂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并罚令潭州安置。当时审查局的审查官安惇、蹇序辰也同时被取消入仕资格归里。
三月十八日，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兼侍读、修撰国史的蔡京被以曾经依附章惇支持恢复熙宁、元丰新法而罢去职务，诏令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两个无实权之虚衔，并逐出朝廷出任太原府知府。三月十九日，曾布竭力在徽宗面前攻击蔡京、蔡卞“心怀奸谋、危害朝政，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善良之人誓不与他们共事”“若留蔡京不出京师，自己就不能安位。”当时，因皇太后向氏认为《神宗实录》被元祐朝篡改毁坏，现在更难易换他人修撰，所以于四月初二又诏令蔡京仍旧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暂时留在京城负责继续编修。
此后至九月间，守旧派的殿中侍御史陈师锡、龚夬与台谏左正言陈瓘、御史中丞丰稷等人又相继弹劾蔡京“迷国误朝”“锐于改作”“治理文及甫狱案以报私仇”“结交内侍太监希图大用”等，要求“正蔡京之罪”，但均未被徽宗马上采纳。当蔡京修撰完《神宗实录》后，即于十月初三被贬降为端明殿学士、任永兴军知军。十一月初一，在蔡京未前往赴任时，又下令改蔡京任江宁府知府。这时，侍御史陈次升进言：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要求“重行黜责，以示至公”。陈师锡等人也弹劾蔡京“罪大责轻”，且“抗旨不尊”，拖延时间不去赴任。因此，蔡京旋于十一月初五被撤销江宁府知府官职，而降任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宫观闲职，令其居住杭州，并以30个月为任，以示惩罚。
五月，殿中侍御史龚夬说蔡卞（蔡京之弟）“侍奉君上不忠，内怀奸心”，要求给予“黜贬惩罚”。台谏官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丰稷、张庭坚又接连弹劾蔡卞，说：蔡京、蔡卞“互相勾结作恶，迷惑国家，贻误朝廷”；在绍圣、元符初时，章惇和蔡卞“窃用耍弄权柄，陷哲宗皇帝于有罪过的境地”“为害甚大，乞正典刑”。五月十九日，蔡卞被罢去尚书右丞职务，出任江宁府知府；比部员外郎董必，出任兴国军知军，知无为军舒亶降任监潭州南岳庙，他们都被认为是蔡卞的“同党”。九月二十一日，蔡卞又被撤免原职，改任提举洞霄宫闲职，限令太平州居住；成都府知府路昌衡、郓州知州吕嘉问，都改任分司南京，罚光州居住；张商英由中书舍人贬为龙图阁侍制、河北都转运使；范镗由给事中贬为龙图阁侍制、瀛州知州同。因为他们都被作为章惇、蔡卞的“同党”而同时撤职。后来，一些辅政大臣提出对蔡卞“处罚太轻”，陈次升说“蔡卞所作的坏事，不在章惇之下”，于十一月初五被降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仍旧罚太平州居住，旋即改罚池州居住。
七月初一，宋徽宗尊奉皇太后向氏诏命，停止共同听政。七月初三，知枢密院事曾布主张兼行“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让改革派（新党）与守旧派（旧党）同执朝政。曾布对宋徽宗说：“一边不能重用苏轼、苏辙，一边不能重用蔡京、蔡卞”，因为他们“各怀有私怨，互相仇视加害”“只要别让这两派得势，天下就太平无事”。十月初九，曾布升任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知陈州曾肇写信给曾布说：现在担任辅政大臣、侍从官员、台谏官员的，还有不少都是曾经给章惇、蔡卞效力的人，一旦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他们首先肯定要推出章惇、蔡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十一月二十九日，侍御史陈次升进言说：曾布在枢密院任职时，迎合附从宰相韩忠彦，大肆发动边境战事。近来担任宰相又专擅权力，轻待同列官员，自作主张，提拔亲友，任用门生，要求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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