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那可怕的一幕，我们任何人都永远忘不了。我心情澎湃地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记录。我把它念给康塞尔和加拿大人听。他们觉得写得文如其事，但效果不够生动。可是要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的情景，只有我们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海上劳工》的作者的笔下才能做到。
我说过，尼摩船长对着水波垂泪。他的痛苦是巨大的。自从我们到船上以来，这是他失去的第二个同伴。他死得好惨啊!这位朋友，被章鱼巨大的爪子勒住、窒息、揉碎，辗碎在它钢铁般的牙齿下，他不能和他的同伴一起安息在珊瑚墓地平静的水中!
至于我，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者发出的绝望的求救声撕裂了我的心。这位可怜的法国人，忘记了船上约定的交谈语言，又用他的祖国和母亲的语言发出了最后一声呼唤!在“鹦鹉螺号”船上，在那些和尼摩船长手牵手、心连心，和他一样回避人类的船员们中，竟然有我的一个同胞!在这显然是由不同国籍的个人组成的神秘的集体中，他是唯一代表法兰西的吗?这仍是那些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悬而未解的问题之一。
尼摩船长走进了房间，后来一段时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我能从这艘代表他的灵魂、接受他所有的感受的船判断出，他应该是很伤心、失望、徘徊!“鹦鹉螺号”船只不再保持明确的方向，它来回徘徊，就像一具尸体一样随波漂流。推进器上的章鱼爪被解开了，但推进器几乎不能用了。船盲目地漂流着。它不能从这最后一场战斗的场所——从这片吞没了它的一名成员的海中——自拔出来。
就这样过去了10天。到了5月1日，在巴哈马运河出海口望到了留卡斯群岛后，“鹦鹉螺号”才果断取道向北。我们于是顺着海洋中最大的暖水流向前行驶，这一海区有自己特有的海岸、鱼类和温度。我把它称为海湾暖流。
那实际上是一条在大西洋中自由奔流、不跟海水掺混的大河。海湾暖流还是一条咸水河，它的河水比四周的海水咸，它的平均深度是3000英尺，平均宽度是60海里。在某些地方，暖流的流速是每小时4公里。它的水流量比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稳定。
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海湾暖流的真正源头，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是莫里船长发现的，就在加斯哥尼湾。在那里，尽管水温很低，水的颜色还很淡，但暖流已开始形成了。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水波逐渐变热，水流开始向南流，然后沿着赤道非洲前进，横穿大西洋，到达巴西海岸的圣一罗克角。在圣一罗克角，水流分成两股，其中一股还不断地从安第列斯海中吸收热量。所以说，海湾暖流做为调节器，有着调节平衡温度的作用，以及掺和热带海水和北极海水的责任。由于在墨西哥湾被晒到白热化，暖流又沿着美洲海岸向北方流动，上溯到纽芬兰岛。此时，海湾暖流和戴维斯海峡的寒流汇合，在寒流的作用下，水流沿着等角线绕了一个大圈，流回大西洋。在北纬43度处，水流又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在东北信风的帮助下，流回加斯哥尼湾和亚索尔群岛；另一支给爱尔兰和挪威海岸带去温暖后，便继续上溯到斯匹兹堡。在那里，它的温度下降至4度，融入了北极的自由海中。
现在“鹦鹉螺号”船只正沿着这支海洋河流行驶。从巴哈马运河出来时，海湾暖流在14里宽、350米深的范围内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流动。随着它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就有规律地减慢，但愿这种规律性永远保持下去，因为正如有人指出，如果它的方向和速度稍有改变，欧洲的气候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中午时分，我和康塞尔在平台上。我向他讲述了些有关海湾暖流的特征。当我讲述完后，我请他把双手放进水流中。
康塞尔照着我的话做了，但他很奇怪感觉不到有任何冷热的差别。
“这是因为海湾暖流刚从墨西哥湾出来，现在的水温和人血的温度没什么差别。”我对他说，“这股海湾暖流可是一个保证欧洲海岸四季常绿的大暖炉。而且，如果莫利说得对的话，这股水流的热量如果能完全地被利用，那它就能提供足够的卡路里，使亚马逊河或密苏里河这样的大河保持熔铁熔点的温度。”
这时，海湾暖流的速度是每秒2．25米。它的水流与周围海水非常之有差别，它的水流因受周围海水的挤压而在洋面上突起，和海洋的冷水之间形成不同的层次。另外，它的水色偏暗而且含有丰富的盐，纯靛蓝色的水流和周围绿色的海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鹦鹉螺号”船只行驶到卡洛林岛的同一纬度，它的冲角已经切进暖流的水波中，而推动器还在拍打着海洋的冷水时，海洋冷水流和暖水流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加明显了。
这股暖流带着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地中海中很常见的船蛸，就在这里成群结队地游玩着。在软骨鱼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尾巴纤细、几乎占身体的三分之一的鳐鱼，它们结成长25英尺的菱形队伍游动着；然后是一些长1米的小角鲨，它们头大，喙圆短，尖利的牙齿排成好几列，身上覆盖满鳞片。
在骨质鱼中，我注意到了这一海区特有的隆头驴鱼；虹膜像火一样闪亮的黑三棱鱼；长1米，大尾巴上竖着一些小齿，发出轻轻的叫声的石首鱼；我已经描述过的褐色鱼；黄白相间的蓝底高里费鱼；身上的颜色能与热带最美丽的鸟类媲美，堪称海洋中的真正彩虹的鹦嘴鱼；头成三角形的灰白丛鱼；没有鳞片的浅蓝色菱形鱼；纹着一条条形如希腊字母t的黄绑带的两栖鱼；身上长着许多小褐点的小虾虎鱼；头银白色，尾巴黄色的双翅鱼；各种各样的沙丁鱼；身材修长，闪着柔光，被拉塞拜德视为终生伙伴的鲻鱼；最后是一种美丽的美洲高鳍石首鱼，这种鱼挂着所有的勋章和绶带，经常出没在这个勋章和绶带并不太受重视的大国度的海岸边。
我得补充说，在晚上，特别是暴风雨威胁着我们的时候，闪着粼光的海湾暖流的水流和我们的探照灯相映交辉。
5月8日，我们还处在北部卡洛林岛的同一纬度上，与哈特拉斯角相望。海湾暖流在那里的宽度是75海里，深度是210米。“鹦鹉螺号”船只继续冒险前进。船上似乎失去了一切监督。我想在这种条件，逃跑是有可能成功的。的确，有人居住的海滨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为我们提供藏身之所。再说，海面上不断交错来回着一些航行于纽约或波士顿和墨西哥湾之间的汽轮，日夜穿行着一些负责到美洲海岸各地巡逻的小双桅帆船。我们可以希望他们收留我们。所以，尽管“鹦鹉螺号”现在离美联邦海岸还有30海里，这仍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但天气非常糟糕。这个令人讨厌的情况完全打乱了加拿大人的计划。我们现在接近的这一带海域经常有暴风雨，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由海湾暖流孕育出来的飓风和旋风的发源地。如果此时在一只脆弱的小艇上与时常有惊涛骇浪的海洋作斗争，那肯定是白白送死。尼德·兰自己也同意这一点。因此，饱受疯狂的思乡病折磨，只有逃跑才能医治好的他，此时只好咬咬牙关忍一忍。
“先生，”那天他对我说，“这一切该结束了。我对此心知肚明。您的尼摩避开陆地向北行驶，但我得跟您说，我在南极已经受够了，我不想跟他到北极去。”
“既然这时逃走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呢，尼德?”
“我还是那个主意，向船长挑明好了。以前我们在您的国家的海里时，您什么也没说。现在我们在我的国家的海里，我可是想说。当我想到，没过几天，‘鹦鹉螺号’就要到新苏格兰的同一纬度上，而那里接近纽芬兰岛，敞开着一个大海湾，圣一劳伦斯河就是注入这个海湾的，圣一劳伦斯河，是我的河，我的故乡魁北克的河。当我想到这些，我便怒发冲冠，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瞧，先生，我宁可跳到海里去，而不愿意留在这儿!我快闷死了!”
加拿大人显然忍耐到了最大的限度。他刚烈的天性是不能适应这种遥遥无期的囚禁生活。他一天天消瘦下去，性格越来越忧郁。我感觉得到他忍受着怎么样的痛苦，因为我也一样，饱受着思乡病的折磨。差不多过去了七个月，而我们却得不到一点陆地上的消息。此外，尼摩船长的孤僻，特别自从与章鱼搏斗以来，他的情绪改变了，沉默寡言，所有这一切使我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我再也感觉不到最初的那种热衷。只有像康塞尔这样的佛莱芒人才会接受这种专为鲸类动物和其他海中动物保留的环境。说真的，这个诚实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肺，而是长着腮，我想他会是一条了不起的鱼的!
“那该怎么办呢?”尼德·兰看到我不回答，就问。
“好吧，尼德，您希望我问一问尼摩船长他对我们有什么打算吗?”
“是的，先生。”
“尽管他曾经说过，我们还要再问吗?”
“是的。我想最后一次确认一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只要替我说一说，只以我的名义就行了。”
“但我很少碰到他，他甚至在回避我。”
“那就多了一个去看望他的理由了。”
“我去问问他，尼德。”
“什么时候?”加拿大人固执地问。
“当我碰到他时。”
“阿龙纳斯先生，您是不是想让我自己去找他?”
“不，让我来。明天……”
“今天，”尼德·兰说。
“好吧。今天，我去看看他。”我回答加拿大人说.要是他自己去做，那肯定会把事情都弄糟了。
我一个人呆着。一旦打定主意，我就想马上把事情做完。我宁可速战速决，也不想拖拖拉拉。
我走进我的房间。在房间里，我听到了尼摩船长房间里有脚步声。不能错过这次找到他的机会。于是我敲敲他的门。但没人应答。我又敲了一下，然后转动门把手，门开了。
我走进去。船长在里面。他趴在他的工作台上，没听到我的敲门声。我决定不问清楚就不出去，于是我向他走去。船长突然抬起头来，双眉紧蹙，口气相当粗鲁地对我说：“是您在这里!找我干什么?”
“想跟您谈谈，船长。”
可我正忙着，先生，我在工作。我给了您单独的自由，难道我就不能让我自己单独静一会儿吗?”
这样的待客真令人泄气。但为了等会儿能一吐为快，我决定先洗耳恭听他说的话。
“先生，”我冷静地说，“我想和您谈一件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事情。”
“什么事，先生?”他嘲弄地回答说，“您难道有了某个我还没察觉到的发现吗?大海向您展示了它的新秘密吗?”
我们俩的想法牛头不对马嘴。但在我回答之前，他指了指摊开在桌上的手搞，口气较为严肃地对我说：“瞧，阿龙纳斯先生，这是一部用好几国语言书写的手稿。它包容了我对海洋的研究总结，如果上帝允许的话，这本手稿大概不会随同我一起消失。这本手稿署上了我的名字，加上了我一生的经历，它将被装在一个不透水的小盒子里。我们‘鹦鹉螺号’船工的最后一个生存者将把这个盒子投入海中，让它随波逐流而去。”
以这个人的名义!他自己撰写自己的一生经历!那么他神秘的一生总有一天会被揭示了?但这时，我只把他这番话当作个开场白。
“船长，”我回答说，“我只能赞成您想这么做的想法。因为不应该让您的研究成果毁于一旦。但您使用的方法我觉得原始了些。谁知道风会把这个小盒子吹到哪里去呢?小盒子又会落入谁的手里呢?难道您不能找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吗?您，或者你们中的一位不死……”
“绝对不行，先生，”船长急切地打断了我的话。
“但我，我的同伴，我们随时准备着保护这本手稿，如果您让我们自由的话……”
“自由!”船长说着，站起来。
“是的，先生，我来正是想跟您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在您的船上已经呆了七个月，今天我以我和我的同伴的名义问您，您是否想永沅杷我们留在这里。”
“阿龙纳斯先生，”尼摩船长说，“我今天的回答和我七个月前对您说过的那些话一样：进了‘鹦鹉螺号’，就再也不能出去。”
“您正向我们施加奴隶制。”
“随便您怎么说好了。”
“可奴隶有恢复自由的权利！不管以什么方式获得自由，他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个权利，”尼摩船长回答说，“谁说过您没有?我有想过用誓言把你们约束住吗?”
船长看着我，双手交叉在胸前。
“先生，”我对他说，“我们第二次回到这个我本不想谈您也不想谈的问题上吧。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就让我们说个痛快吧。我向您重复说一次，这是一个不仅仅涉及到我个人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搞研究就是一种救助，一种有效的消遣，一种动力，一种能让我忘掉一切的情愫。我像您一样，是一个不求人知，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的人。我们都抱着一种微弱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放进一个不可靠的小盒子，托付给风浪，随风而去，留给后人。一句话，我很佩服您，您可以毫无顾忌地扮演您的角色，那个我在某些方面了解的角色；但您生活中还有一些方面还蒙着一层复杂和神秘的色彩，对此我和我的同伴们，我们一无所解。甚至，当我们的心为您而跳动，为您的某些痛苦而激动，为您的天才和勇敢行为而鼓舞时，我们还必须尽可能地控制由于看到善和美或碰到敌或友而应该流露出来的情感，我们丝毫不能表露出来。啊!正是我们对于有关您的一切的这种陌生感，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有些不可接受，不可容忍，甚至连我也感觉无法忍受，对于尼德·兰就更不用说了。但每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就值得别人为他着想。您有没有想过，对自由的热爱，对被奴役的憎恨，可能使加拿大人那样性格的人产生报复的念头，您有没有想过，他会怎么想，会怎么策划，会怎么做呢……”
我缄口不言了。尼摩船长站起来。
“让尼德·兰想他乐意想的，图谋他想图谋的，做他想做的事情去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又不是我给他找来的!我又不是乐意留他在我的船上!至于您，阿龙纳斯先生，您是个明白一切的人，不说您也是这样的。我再也没什么可回答您了。但愿这是您第一次谈这个问题，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如果还有第二次，我就连听都不想听了。”
我只好退出来。从那天起，我们的处境就变得非常紧张。我向我的两个同伴汇报了我的谈话。
“我们现在知道，”尼德说，“对于这个人没有任何可指望了。‘鹦鹉螺号’正在向长岛靠近。不论天气如何，我们逃走吧。”
但天气变得越来越糟，出现了一些大风暴的迹象。大气灰沉沉的。天际边，一层层散开的卷云的后面，紧随团团乌云，还有一些低云飞快地掠过。海水高涨，海浪澎湃。除了暴风雨的朋友海燕外，其他的鸟儿都不见了。晴雨表明显下降，说明空气中湿度极高。在大气中饱含的电离子的作用下，雷鸣电闪：暴风雨就要来了。
5月18日，确切地说，当“鹦鹉螺号”船只浮在与长岛同一纬度上，距纽约水道几海里时，暴风雨发作了。我之所以能描绘下这场暴风雨，是因为尼摩船长，由于不可解释的任性，不是让船潜入海底避雨，而是正面与暴风雨对抗。
当时风从西南面刮来，先是阵阵每秒15米风速的凉爽大风，到晚上三点钟，刮到了每秒25米。这是台风的速度。
尼摩船长站在平台上，迎风傲然不动。为了预防汹涌澎湃的巨浪，他的腰间系着一根缆绳。我也登上平台，系上绳子，欣赏这场暴风雨和这个昂首挺立的无可伦比的人。
浸在水波中的大块的乌云横扫过海涛翻滚的水面。我再也见不到那些大涡漩中的小浪花了，只见一阵阵煤烟色的低矮长浪头，一浪接一浪而来，慢慢地浪峰越来越高，相互推拥激荡。“鹦鹉螺号”，时而侧身卧倒，时而像桅杆一样屹立，发疯地翻转摇晃。
5点钟左右，一场暴雨降临了，但海浪和狂风并没因此平息。暴风以每秒45米，即接近每小时40里的速度脱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掀翻房屋，把屋瓦吹进门里，折断铁栏栅，让一架24厘米的大炮挪位。然而，在风暴中间，“鹦鹉螺号”船只证实了一个工程师学者的话：“没有不能纵横大海的构造完美的船体!”这不是一座海浪能够冲毁的坚石，而是一只驯良、活动的钢铁纺锤，它不用工具，不用桅墙，就能在狂风暴雨中丝毫不损。
然而，我认真地观察起扑面而来的海涛。它们窜至5米高，宽幅是150至175米，推进的速度是风速的一半，即每秒15米。它们的水量和强度随着海水深度的增加而增加。于是我明白了，这些海浪把空气包抄起来压缩进海底，同时，它们也带走了生命和氧气。它们的极限压力——有人曾经算过——在它们冲击的表面上可以达到每平方英尺3000公斤。正是这样的海浪，在赫布里德岛上，推起了一块重84000磅的岩石。也正是这样的海浪，在1864年12月23日的暴风雨中，在日本掀翻了一部分横滨城后，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在同一天内击向美洲海岸。
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雨的强度增大了。晴雨表像1860年联合岛发生飓风时一样，降到了710毫米。日落时，我看到了天边走过一艘正在苦苦挣扎的船。它减弱蒸气动力，减速航行，以保持行驶在浪峰脚下。这应该是一只从纽约开往利物浦或勒阿弗尔港的汽船。它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
晚上10点，天空中雷鸣电闪，大气被猛烈的闪电划出道道条纹。面对着这样的霹雳雷鸣，我再也忍受不了；而尼摩船长，他正视着它，好像要把暴风雨的灵魂吸进他的体内似的。一阵可怕的声响充斥空中，这是一声由压碎的海浪吼声、风啸声和炸雷声组成的完整的响声。风从天边各个方向吹来，从东边来的台风，吹向北边、南边，又吹回东边，和北半球回旋风暴形成逆向流动。
啊!海湾暖流!它完全称得上暴风雨之王!正是它的水流中的空气层温度差造成了这可畏的飓风。
一阵闪电跟在大雨的后面。雨滴变成了带电的羽饰。尼摩船长站在那里，好像在期望着让雷劈死似的，他觉得只有这种死亡才能配得上他。一阵吓人的摇晃后，“鹦鹉螺号”的钢铁冲角冲向天空，像一支避雷针一样，上面溅出长长的火花。
我精疲力尽，瘫倒地上。我向嵌板爬去，打开嵌板下到客厅里。这时的暴风雨最猛烈，在“鹦鹉螺号”船内，站都站不住。
而尼摩船长等到午夜前后才回到船里。我听到储水器慢慢地装满了水，“鹦鹉螺号”缓缓地潜入水中。
透过客厅打开的玻璃窗，我看到了一群惊慌失措的鱼，像一群幽灵一样在着火的水中穿过。有几条竟在我的眼皮底下被雷击死!
“鹦鹉螺号”船只一直往下沉。我想它会在15米深处找回安宁的。但不!上层的水摇晃得太猛烈，它不得不下沉到50米的深海里才能找到宁静。
而此时，深海里是多么的安宁，多么的寂静，好一片平静的世界!有谁会相信现在海面上正展开着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