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科克•柯克里安和哥伦比亚影业其他股东闹得水火不容，但双方之间还真是非同一般地了解。
当科克•柯克里安宣布自己“体面”地脱坑，不再持有哥伦比亚影业的股份后，哥伦比亚影业其他股东正像科克•柯克里安所预料的那样，也不愿意在反垄断司法诉讼上继续浪费资源了，甚至在一份声明里，欢迎霍华德·休斯公司的投资。
想当年，霍华德·休斯和好莱坞渊源甚深，曾经控制着好莱坞八大公司之一的雷电华，如今这位传奇大亨遗留下来的财团，重新持股好莱坞大公司，自然而然地引来各种兴致勃勃的议论。
高弦的权威虽然内敛，但却非常强大，霍华德·休斯公司内部对投资众所公认的经营业绩忽高忽低、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好莱坞，并没有多大的质疑之声。
当然了，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还是很尽职，专门提醒了高弦一句，“我仔细看过了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评估报告，发现它被财务丑闻缠身，不会一直麻烦下去吧。”
高弦被逗乐了，“放心，哥伦比亚影业公司不会砸在手里，科克•柯克里安的问题出在实力不济，又耐心欠缺上。”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所提到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财务丑闻，确实闹得沸沸扬扬，涉及到了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总裁大卫·伯格尔曼，位置之高，让圈外人士大跌眼镜。
让这桩丑闻大白于天下的人也并非普通角色，是曾经凭借电影《落花流水春去也》获得一九六八年度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克里夫·罗伯逊。
具体的起因是，克里夫·罗伯逊收到了米国国家税务局寄来的纳税申报表，其中显示的他从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收到的一笔一万美元报酬，对不上账，等查过支票的签名后，又发现是假的，于是克里夫·罗伯逊干净利索地报了警。
在米国这种地方，一旦涉及到税，可谓无小事，洛杉矶警察局与联邦调查局联合出手，一下子就把大卫·伯格尔曼揪了出来，并且进一步查明，大卫·伯格尔曼通过伪造支票，还挪用了六万五千美元的公款。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董事会，自然希望低调处理此事，别捅到媒体那里，把盖子完全揭开，但克里夫·罗伯逊没配合，于是这个财务丑闻最后就尽人皆知了，以至于很大程度上引来了科克•柯克里安对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发动收购战。
其实，站在不同层面的围观者，反应各有相同。
就拿高弦来讲吧，在他看来，大卫·伯格尔曼这位堂堂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总裁挪用公款，未尝不是好莱坞“水深”的表现之一，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进一步来讲，米国商业环境尽管非常成熟完善，可并不代表所有公司都在一丝不苟地按章办事。
比如说“老剧本”里三十多年后的互联网时代，世界玩具业龙头公司美泰就暴露出来了一个财务制度问题。其财务总监，收到了堪称神通广大的诈骗团伙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以首席执行官的口气，要求他往一个账户打三百二十万美元，而这位财务总监居然不假思索地照做了，进而反映出了平日里包括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这些高管，工作风格如何有待商榷了。
因此，高弦没把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这个好大的财务丑闻放在心上，时间会冲淡围观者看热闹的兴致，到时候财务丑闻对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负面影响也会随之消散。
“好莱坞的潜规则很多，大卫·伯格尔曼的挪用公款把戏算不上致命，而且他不是已经被哥伦比亚影业董事会辞退了嘛。”高弦提议道：“这样，我要到旧金山拜访一个人，你陪我一起去，在路上顺便继续详谈哥伦比亚影业的事情。”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乐不得和高弦有这样的交流机会，也没追问去拜访谁，便跟着上了车。
“可口可乐董事会主席保罗·奥斯汀马上就要退休了，总裁罗伯托·郭思达是毫无疑问的接班人。”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缓缓说道：“保罗·奥斯汀领导下的可口可乐，最近几年进军葡萄酒行业，所以不会排斥投资哥伦比亚影业。”
“更何况，虽然从一九六二年保罗·奥斯汀担任总裁开始，到现在的十八年间，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额，由五点六七亿美元，达到大约五十九亿美元，令人瞩目地增长了十倍有余，但可口可乐公司现阶段出现的经营问题也不容忽视，罗伯托·郭思达在如此高的基础上，要想做出更大的成就，必须采取开拓性的举措。”
高弦点了点头，“保罗·奥斯汀已经把可口可乐送进了苏联和中国的市场，留给罗伯托·郭思达的发挥空间，应该就是如何打造真正的可口可乐全球品牌了，好莱坞是一个不错的辅助工具。”
“不过，罗伯托·郭思达今年全面掌管可口可乐公司后，免不了需要一个适应时期，至少今年年内很难最终作出进军好莱坞这么重大的决定。”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沉吟道：“所以，那些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股票，要在我们手上停留一年以上的时间。”
“无妨。”高弦胸有成足地说道：“因为国内经济表现糟糕、伊朗人质危机等等问题，今年总统选举的天平明显在向共喝党一方倾斜，如果共喝党那边呼声最高的李根取得最后的胜利，那经济将会进入半个世纪以来最少干预、最自由的时代，存在于好莱坞的反垄断压力也将不复存在，哥伦比亚影业的股份，一点也不愁买家。”
说到这里，高弦哈哈一笑，“另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米国之外对好莱坞感兴趣的资本，会越来越多。”
听着高爵士条理分明的答疑解惑，已经不怎么关心轮流坐庄进白宫的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心悦诚服地连连点头，转而好奇地问道：“我们去拜访谁？”
“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我想把他的一段传奇经历，拍成电影。”高弦看了看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意味深长地说道：“或许，你知道这位外交官。”
“是吗？”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胃口一下子被吊了起来，“他叫什么名字？”
高弦卖关子道：“我们很快就到地方了。”
还别说，高弦想要的效果确实达到了，见到本次拜访的目标人物之后，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深感意外之余，着实激动了一番。
高弦特意拜访的这位退休外交官，叫何凤山，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于任期内，为数千名面临德国**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进而让他们先逃到中国，保住了性命。
现阶段，何凤山的义举还没有流传开来；“老剧本”里等到几乎二十多年后，何凤山都去世了，该事迹才被广泛报道，进而何凤山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高弦是通过高氏医学研究所聘请的一位名为何曼德的华裔研究员的资料，得知其父亲正是何凤山，于是产生了运作一番的想法。
为什么是“中国的辛德勒”，而不是“德国的何凤山”？东方义举在世界上总是被边缘化，既然如此，那我就先提上一提！
当然了，除了这种简单的不服气之外，高弦也少不了权衡利益。比如，在理所当然地宣传东方义举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犹太人当初所受到的苦难，进而卖给实力深不可测的犹太利益集团人情。
至于操作空间，则一点问题也没有。
要知道，为了制衡军事实力占优的苏联，被国内各种问题困扰得焦头烂额的米国，堪称不留余力地拉拢东方大国，尤其去年年底苏联军队攻入阿富汗后，只能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正面战场背后搞一些小动作的米国，越发需要拉拢东方大国。
当下这个阶段称得上中米关系的蜜月期了，以何凤山的义举拍摄一部电影，也符合了两国加深外交关系的大势。
今年何凤山快要八十岁了，身体状况还可以，见高弦带着礼物、执礼甚恭地亲自拜访，别提多高兴了。
得知何凤山的身份和事迹后，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十分激动，因为当初他就是通过逃往中国的方式，才躲开了德国**的魔爪，进而有了今日的成就。
看着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眼里闪光地回忆着那段逃出生天的艰苦岁月，高弦暗自琢磨，“这个运作，确实有搞头！”
等弥漫在客厅里的激动情绪平复下来后，高弦道出了此行的最大目的：“何老先生，当得知您在维也纳担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的义举后，我深受感动，进而产生了把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拍成一部电影的想法，不知道您是否愿意成全呢。”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听了高弦的计划后，也关切地看着何凤山。
“退休后，我倒是写了回忆录。”已经事先从子女那里略知一二的何凤山，显得很谨慎，“只是，要拍电影的话，我怕最后辜负了高爵士的美意啊。”
见何凤山有顾虑，高弦坦诚地说道：“何老先生，这样的义举，足以担起一部电影。当着您的面，我现在就可以保证，具体运作过程中，绝不会急功近利，如果能在一九八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之际，电影搬上大屏幕，自然是再理想不过；可要是仍需仔细雕琢，也不成问题。”
总体来讲，高弦有响当当的身份和地位，游说的时候又那么耐心，可谓极尽诚意，何凤山尽管有顾虑，但最后还是被打动了。毕竟，谁不愿意青史留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