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推测的国家，这个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他们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时，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一样，如果日本在此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肯定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日本看来，他们肯定有着一千条必须开战的理由，而且，他们也抓住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天赐良机，强烈的民族和国家危机感正逼迫他们继续铤而走险。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绝对有把握的底牌，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海军。
如果日本海军是一条鳄鱼，那中国海军连一只乌龟都算不上，这就意味着即便日本陆军再次大败，没有海军的中国依然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岛国，打不赢他们的海军就永远不能真正的打败他们。
……
召开了中央陆军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军事例会之后，宋彪心情沉重，他恨不得现在就用核弹头将日本夷为平地，还好，他手里依然有足够的几张牌可打，不至于直接就发出一对joker。
开完例会之后，宋彪让其他人都先回去继续积极备战，而他则一个人在办公厅里沉默的思索了一段时间，随后给临时内阁政府财政大臣张康仁打了一个电话，让张康仁用最快的速度过来。
听到新皇帝的诏令，张康仁恨不得有四条腿和八只手，骑上马就从财政部一路狂奔过来。等到了办公厅之前还喘着粗气。
稍作整理，张康仁就在另外一位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匆匆进入办公厅觐见宋彪。
见到宋彪，他毕恭毕敬的在红色的地毯铺道上躬身行礼。道：“陛下！”
如今这年月，在新皇帝的办公厅里已经无人有资格能坐下来，不管是谁进来禀报事务都得站着说话，反正没有让大家跪下来就算是很给诸位一个小小的诸生平等的尊严了。
宋彪正在整理手中的各种军事情报，听到张康仁的声音，就道：“坐吧。我有几件事要问你。”
张康仁心里咯噔一声，总觉得宋彪多半是有要紧的事务吩咐他办理，说不定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身为财政大臣。他这半年里过的简直是猪狗不如一般的生活，每天从早忙碌到晚上，而且压力极大，白发都有了许多。
侍卫官们替张康仁搬来一张很简单的红木椅子，请他坐下，离宋彪的办公桌只有两步远的距离，中间隔着三层台阶。
等张康仁坐了过来，宋彪将手里的这些情报都整理起来，放在一旁，和张康仁问道：“中圆的事情办的怎么样？”
张康仁匆忙答道：“回禀陛下。一切都置办的很顺利，目前铸印中华银圆两千四百万枚，中圆券发行总额则是六千万圆的规模。虽然咱们此前在入关之前就秘密筹办了很久，可毕竟是从零办起，中央财政支出现阶段还是以奉票为主。预计从明年开始，这一情况就能得到较大的缓解，央行大体也能正式运转起来。”
宋彪微微点头，如果不和日本开战，这样的工作进度还是值得嘉奖的。
帝国成立之后。宋彪并没有继续沿用东三省的金融政策，而是成立了中央帝国银行作为中国的央行，对等大清银圆、关东银圆的含银率发行中华银圆，一银圆兑一百新铜圆，各省发行的旧式铜圆则限期两年内兑清。
此前各省发行的铜圆依然属于铜本位货币，只是一枚机器印版铜圆兑换10文钱，虽然各省明规一百铜圆换一枚大清银圆，但这只是官价，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衙门和钱庄、银行如此操作，由于各省铜圆滥发，民间基本需要三百铜圆才能兑一银圆，这也是各地物价暴涨的主要原因。
各省滥发的铜圆规模太大，中央帝国银行也不能承认这笔前朝旧账，所以将铜圆继续折算为旧铜钱范畴，民间自行根据市场定价，新印制的铜圆则采取黄铜质地，以作区别。
货币政策就是这样，永远都是对政府有利。
中央帝国银行大量吃进旧铜钱、铜圆，在国际市场购入锌，铸印新式的黄铜圆，在一个能够维持兑换的界限内大量发行铜圆和铜圆券。
在英俄两国将年底的中国海关关税移交之前，帝国财政支出目前都是靠铸印货币来解决，清政府留下来的财政基础少的可怜，强行从满清政府及满清权贵查抄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过二千万两白银，根本不够用。
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如果还要和日本开战，一旦规模扩大，没有三四亿两银子是绝对撑不住的，毕竟现代战争就是一场烧钱的军事，东北新军大量列装机枪、火炮，表面上火力强大，战斗力凶悍，可每一分钟的烧钱速度也同样更厉害。
如果宋彪所缔造的新帝国要在辛亥年和日本开战，这场辛亥战争的军费开支将远远超过清政府时期的甲午战争，日本政府肯定也算过这个账，而宋彪的新帝国此时还没有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全面统治，中央财政来源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问题。
很幸运，或者说很不幸的是宋彪手里恰好就真有这样一笔军费。
在张康仁简略的通报了帝国银行的情况后，宋彪沉默的想了片刻，再和张康仁追问道：“那么，远东银行那边的情况呢？”
张康仁想了想，低沉而轻声的答道：“远东银行那边显然要轻松很多，目前中央财政主要的奉票来源都是直接从远东银行拆借。就库存而言，远东银行现在还持有超过七千万英镑的外汇。随时可以在国际市场兑换成黄金，用于支付金圆券的发行。几天前。我刚和张弼士那边询问过，南洋银行目前也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的储备。如果情况紧急，他愿意拆借给帝国银行。”
宋彪从桌子上取过一盒盛京牌的军供铁听卷烟，抽出一根插在黄铜烟嘴的直杆式黑烟斗上点燃，稍作思量，他和张康仁吩咐道：“你给容揆打一个电话，让他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剩余股份全部转让。只要价格合适，立刻付款，卖给谁都不是问题。另外，你也联系一下康恩斯先生。就说我请他帮我推销帝国的国债，至少需要一千万英镑的长期借债，可以用东三省的煤税作为抵押。”
张康仁肃严的点着头，道：“微臣明白，那微臣这就去办理此事了。”
宋彪微微颔首，示意蒋作宾将张康仁送出办公厅，自己则提笔写了一封电报，让秘书局发给张弼士，请张弼士去南洋做好准备，若是中日再次开战。务必要在南洋华商中加紧捐募和推销战争公债。
军费这种东西总是越多越好，永远不怕多，就怕不够用。
中央财政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是今年各省的税收已经减免，各地苛捐杂税都已取消；二是中央和地方都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全面的财政工作尚未展开；三是帝国目前确定采取新的分税体制，而欧阳锡还没有和各省确定具体的分税比例，在此基础上，最大的税源区东三省财政并没有直接划款进入中央。现在临时采用了中央财政部和东三省财政厅拆借的办法。
宋彪手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笔钱，也就是特务局在追查橡胶股票诈骗犯一事中追回的白银资产，目前总计追回了1833万两白银，因为是黑吃黑的追回手段，诈骗犯基本都被暗杀了，没有办法正式起诉理赔，即便理赔之后也无法纳入中央财政，宋彪索性就将这笔钱继续留在特务局作为间谍工作的特殊秘密经费使用。
日本政府相信宋彪的军费肯定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宋彪这边并没有太多大问题，如果是像日俄战争那样，双方的军费开支都在两亿英镑以上，那才会真正给宋彪带来很多麻烦。
朝鲜和东北领土争议地区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是朝鲜莫须有提出的间岛问题，不管是在日治时期，还是在日治之前，朝鲜王国对于在中国窃取领土这种问题上一贯是非常大胆，完全缺乏对宗主国和大国的那种尊重。
或者说，中国重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连朝鲜这种小国也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
如今有了日本的支持，甚至是在日本的操控之下，乘着东北军主力南下的这段时间，朝鲜将领土争议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要解决，中国临时内阁政府对此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并不急于和朝鲜谈判。
在过去几年中，因为缺乏对朝鲜北部地区的控制力，日本在朝鲜组织了一种称之为“义军”的军事力量，表面上都是朝鲜人民自发组建的爱国武装，实际上就是日本在鼎力支持的杰作。
即便有这样的武装，因为规模有限，日本在过去几年中也从未轻易挑战东北军的军事权威，直到1910年的9月份，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义军开始疯狂的挑衅丹东、浑江、延吉三大军垦局，双方的争议领土剧烈的扩大到了十几处。
除了朝鲜一直不断提出的长白山、间岛两个问题外，在鸭绿江上的十多个江岛也成了争议领土，现在的问题就是朝鲜义军的领导人李秉武将手中的笔一划，这个地方就成了大韩帝国的领土，就是他们朝鲜义军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的国家尊严和利益。
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朝鲜也从未如此之疯狂，此时如此疯狂的原因则完全在于日军的歇斯底里和疯狂，而日本的疯狂也是有原因的，宋彪对此很能理解，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会疯掉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是说中国复兴的同时，日本也可以发展，这两点是非常冲突的，一旦中国茶叶生丝继续大规模出口，对日本第一大和第四大的出口产业都将是致命的打击。日本还占据着台湾、琉球和朝鲜，一个复兴的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现状的。
这一战对日本而言是迟早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简单来说，日本的策略就是乘你乱。要你命，拼尽全力打一仗，打的你们中国人永世不得翻身。
……
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积极备战状态已经难以避免，一边是日本的快速调兵，另一边是东北军的快速返回，双方主力重新云集在远东地区。
大战的阴霾再次笼罩东北。面对一场大战，以及双方的快速部署，日本和中国的战争部署都不断的相互调整，分别以最利于本国的方式争锋相对。
宋彪必须尽快统一国内的共识。哪怕是承认两广、云贵特殊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宋教仁的从中努力，宋彪在1911年的元旦之前和孙逸仙先生在通州正式见面，双方见面的时间约定在1910年12月25日，孙逸仙乘船抵达天津后，再转乘火车进入通州。孙逸仙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不能承认中国的帝制，他也拒绝接受蔡元培此前安排会谈时所提出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即便如此，宋彪还是同意见面。
这天下午。宋彪专门空置出三个小时的时间和孙先生会谈。
宋教仁陪同孙逸仙一起过来，在宋教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后，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至少还能算是来往颇多的旧相识，由宋教仁从中引介孙逸仙和宋彪见面也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在此之前，宋彪已经派自己的特使蔡元培和在广州会谈了两次，孙逸仙上午抵达通州之后，同临时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举行了一次会晤，所以。孙逸仙此次真正要和宋彪商谈的东西并不多，两人会晤也更多只是一种代表革命成功的象征意义。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宋彪选择在会客厅和孙逸仙见面，在宋教仁和孙逸仙都先行抵达后，他才在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前往会客厅。
帝国中央军总司令部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前身是户部衙门的塔园，也就是户部衙门官员休闲度假的疗养地，其名称来源于园内的千年古塔燃灯佛舍利塔，该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唐代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尤其以元清两代重修的工程最为浩大，清康熙35年重修之后，该塔高56米，十三层塔上共有2232枚铜铃，清风吹拂之时颇有悦耳之音。
宋彪自己就非常喜欢到塔上远眺，他经常要去的会客厅则设置在舍利塔南侧的临渊轩，也是典型的传统水榭楼台的双层建筑，此时改称“光复阁”。
宋彪到了光复阁之时，宋教仁和孙逸仙正在会客室里静静的等待着，见到宋彪，宋教仁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参见，他既然承认宋彪为帝国的皇帝，也承认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是要正规的行躬身礼。
孙逸仙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宋彪，心情可能很复杂。
宋彪也没有介意孙逸仙的这种“无礼”，很大度的走过去和宋教仁握手，随即也和孙逸仙握手，客套了几句之后便请他们上楼，到楼上的小会客室会谈。
光复阁经过了改修，二楼的楼廊安装了封闭的玻璃屏风，即便是在这样的寒冷季节也可以自在无碍的观赏西海风景。
在二楼的会客厅里坐下来，等两名女侍端上茶水和点心，宋彪继续请宋教仁和孙逸仙喝茶，直到女侍们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和蒋作宾陪同在旁时，宋彪才和孙逸仙说道：“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孙先生劳苦功高，堪称是发起革命号召的第一人，我非常钦佩。对于孙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精神，我都有所通读，颇受启发，今天能够克服很多困难和您正式的相见，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间，我们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我认为这些分歧其实不重要，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要取缔西方强加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各种不平等的枷锁。都是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复兴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想要让百姓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富裕的生活和普及的人民教育。和我们的目标相比，我们的分歧显得很渺小。微不足道。所以，我在此时和您见面，正是想要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
听了这样的话，孙逸仙显得很沉默。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很累的坚持到现在。终于推翻了满清，结果却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国家的军队和政府又都成了宋彪手中之物，而宋彪也成了新的皇帝。
他不能接受的地方有三点。第一，革命虽然成功了，他此前所有的许诺都成了泡影；第二，同盟会一无所得；第三，他担心皇帝的存在会继续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而这才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即便宋彪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孙逸仙还是有点无动于衷，他觉得自己应该高兴，又觉得痛苦和失落，他失落是因为同志们正在不断的离他而去。转投到光复会的怀抱。
甚至连黄兴在这些日子里也和他渐行渐远，有意接受宋教仁的邀请加入民主党，参加国会。
参加国会是好的，但孙逸仙感到愤怒的是这种背叛自由革命的方式和代价。
孙逸仙原本有很多非常激烈激昂的话要当初痛诉，甚至做好了被宋彪抓捕羁押的一切准备，只是在听了宋彪的这番漂亮话后，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见孙逸仙不说话，宋教仁为之着急，看着孙逸仙却不知道该如何提醒。
宋彪倒是不着急。他和孙氏之间就像是在下棋，对方不知如何应对总要多想一会儿，他显得很平静的喝了口红茶，继续等待孙逸仙的回答。
等宋彪将茶杯房下来，孙逸仙才忽然道：“我以为国人所说的共和革命是不对的，我们同盟会所坚持的不仅是真正的共和体制，还是更纯粹的自由平等精神。”
宋彪迅速作答道：“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如有些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有些人出生在贫民的家庭，有些人生来就聪明，有些人生来就容貌丑陋。我所理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法律所保障的自由，所以，我们说要重法爱民。关键在于法律由谁来制定，我以为未来应该由人民来制定法律，即便是现在，也应该是由国会来制定法律。但我有一个疑问，我们各省的选民是否真的就能代表所有中国人的集体意志和利益？显然不能，这还需要时间逐步扩大选民的数量，我刚从四川省回来，四川省现在的所有合法选民只有四千人，下一次国会公选，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万人，然后是四万、四十万、一百万、四百万，最后是四千八百万所有四川人。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既然选民不能代表全国人民，那我们首先应该确保议员是能代表国民的，至少是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
孙逸仙只能承认道：“您说的真好。”
宋彪则道：“我记得您以前一直提倡以县为自治单位，推翻满清之后怎么又开始提倡以省为自治单位呢？”
孙逸仙不知如何回答。
宋彪续道：“以省为单位自治，不是不可以，内蒙怎么办，外蒙怎么办，新疆怎么办，、甘肃、宁夏、广西又怎么办？以县为单位，县里面如果要求，府省两级至少有办法应付，不至于酿成全国性的独统战争，不至于给外国干预的机会。如果以省为单位，甘肃、宁夏、新疆本省的议会一旦决定，那怎么办，直接派中央军过去镇压吗？外国乘机大肆干预怎么办？是不是只有我们汉族所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省才属于中国，其他都不要了？”
孙逸仙匆忙答道：“只要推行民族和平对等政策，效法美国共同建国，各族共和，并使的人民富裕，则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宋彪当即骂道：“扯淡，你当总统就干这种事吗？将国家的疆域安全都寄托在你的一厢情愿之上吗？政治家和军人一样。永远都要将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选择最为稳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爱尔兰为什么要求？挪威为什么要求从丹麦联政中，芬兰为什么也要？政治家第一大忌讳就是幼稚和想当然。中国的历史很漫长，一个政客的幼稚导致国家分裂和衰落，以至于成为民族罪人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我以为中国现在优先要学德国，一切看德国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这是最保险也最简单的策略。如果德国倒在前面，我们还可以另外换一个学习参照的目标，如果德国继续繁荣。我们也必当繁荣。”
他说的话很难听，但他一贯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还是很佩服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长期以来的坚持，但是，人非圣贤，谁都有错，如此大的错误就肯定要骂。
孙逸仙很尴尬，也不满，而且觉得宋彪这番话是狡辩，只是他又无法反驳。
宋彪则转而补充道：“孙先生。我一贯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请原谅我的无礼和轻狂。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希望你也别介意。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但你并不是一个熟练的政客。你说的很多道理是对的，正如我们在国外考察学习的结论一样，都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你还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中国总理比美国总统要难当几十倍。一个不作为的美国总统只能算是平庸的总统，而一个不作为的中国总理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一个拥有四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的耕地总面积还不如美国，美国则只有七千万人口。人口总是会不断的继续增长下去，五十年后，当我们有十亿人口时，我们至少有3亿人口是无法养活的。爱尔兰有一千万人口，大饥荒发生之后有三百万人逃往美国，五十年后，当我们遭遇大饥荒，三亿人口要逃往国外，请问国外哪个国家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又是否愿意接纳？如果你是那时的中国总理，或者如你所愿的中国总统，你怎么办？让三亿人坐在国内活活饿死吗？我刚从四川回来，心情异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相当于5/8的美国人口，8300万亩的耕地却仅相当于美国耕地总面积的5%，这么少的耕地，这么多的人口，人均耕地仅为亩，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总统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以及如何考虑‘五十年后之四川’这样的问题，我只知道身为你们同盟会不承认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周，几乎每天都是在一种夜不能寐的状况中，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说到此处，宋彪并不打算放过这位理想家，继续评说道：“广东的情况应该也不比四川好到哪里去，山西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河南、福建、陕西、山东、河北都是一样的问题。人命关天，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搞民主、搞自由，身为政府，能否将人口都养活，能否让中国人生活的有尊严都是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说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国之困难，即便你说你了解，你也不能理解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危机。同样的，我也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委任他们组建内阁政府去治理国家，而我要做的则是帮政府处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国内的军事危机，统一各地的军事力量，团结一致对外。我之所以要当皇帝，正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当皇帝，他也想当土皇帝，但只要我当了皇帝，在我生前，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可以再敢去想皇帝梦，甚至连当土皇帝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就是中国此时的现实。我们会继续的全面学习德国，但我们和德国不同，德国是肉与面包的问题，我们是生与死的问题。”
宋彪不是那种演讲大师，他几乎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但他一旦开口，他可以将所有人辩驳的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因为打击别人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将孙逸仙先生说的非常灰心。非常痛苦，以至于孙逸仙也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孙逸仙此次来和宋彪商谈，无非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临时宪法的制定要有同盟会的参与，并且是重要的参与；第二是两广要求自治，并且在宪法中保证各省自治权利。各省可以制定各省的宪法，尽可能让各省保持自由，向联邦制度靠拢。
可到了这一刻，孙逸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无耻之徒和民族的罪人。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殇。
宋教仁坐在旁边，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切更是无比的赞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以宋教仁对孙逸仙的了解，他知道此次会谈恐怕是已经失败了，孙逸仙无法继续为两广争取任何形式的特殊优待，也不能再做争取。
想到此处，宋教仁就和孙逸仙劝说道：“日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争论，而是稳定和统一。人民已经贫苦的太久。被满清剥削和奴役的太久，作为民族，我们已经重新站起来了，现在应该大踏步的继续向前追赶世界列强，不管是学美国，还是学德国，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能让人民不再挨饿，那就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和黄兴就此作为很多次的探讨。如果不谈同盟会诸位同志的付出和牺牲，现在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和人民的，我们现在应该将革命的道路转向民主革命和光复革命的同时推进，推动民主和自由，推动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决定建立民主党，参与国会，参与到帝国宪法的制定中。”
孙逸仙这才感叹道：“是的，你们说的非常对，我承认我此前的一些坚持是过于担心，以及过于粗心了，忽视了我们现在最为困难的问题。”
说到此处，他郑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礼，续道：“现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会的同志们承认中华帝国的缔建。”
宋彪还是很高兴的，只要孙逸仙承认帝国统治全国的权威性，两广和西南的那些小军阀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础，真正沦落为的小武装，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装。
有了这样的基础，后面怎么打击那帮小武装都不为过。
宋彪同样站起身和孙先生握手，道：“我们能够就此达成共识是一件好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谈啊。”
随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后，宋彪又和他握手。
宋彪的这番话绝对没有说错，即便孙先生承认了帝国的权威，在临时宪法的制定上，双方肯定也还有着大量的争议，这种争议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歧，就是执政者和在野者的分歧。
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孙逸仙就临时宪法、两广政治、革命军等等问题谈了非常多的时间，三人的会谈一直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比较大的分歧是军事武装和政府都要效忠皇帝的问题，宋教仁和孙逸仙都提出了非常多的反制前提条件，在临时宪法的有效期上，双方的争议也很大。
孙逸仙还有一个新想法，那就巡防军直接完全归属各省管辖，而不受皇帝的控制。
宋彪很有耐心的就坐在这里和他们逐一批驳，将他们的意见就驳回去，帝国的国会将在四月份正式召开，而临时宪法实际上已经起草完毕，就等国会正式通过。
宋教仁、孙逸仙都已经看过临时宪法的草案，他们的意见肯定非常多，小的问题上，宋彪不做交涉，这不是他的工作，但在大的问题上，他必须一条条的反驳，确保这份宪法的通过。
双方谈了一个下午，大的分歧就逐渐没有了，不是说没有，而是宋教仁和孙逸仙也没有办法去反驳宋彪。
国家现在就是如此危急的情况，宋彪绝对不能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力，一旦大权都被限制了，还有一堆扯他后腿的限制，最终只会是国破家亡。
在这一点上，他和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
比起北洋政府之时的袁世凯，宋彪手中的实力要厉害很多，同盟会则弱小很多，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牵制住他。
此后的几天里，孙逸仙就在宋教仁的陪同下，继续和内阁政府的其他大臣见面会谈，特别是和主要负责起草临时宪法的王宠惠等人见面后，双方又进一步的交涉了很多条款。
直到1911年的1月2日，宋彪才和孙逸仙就《中华帝国第一临时宪法》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共识，双方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共同宣言，提出全政统一、复兴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宪政国家和保障民权民生四大口号。
虽然两人同时签署的共同宣言，但在发表这份宣言之后，中国注定将彻底进入“宋震旦”的时代，一切真正的权力和声望都将落入宋彪的手中。
签署宣言之后，孙逸仙辞去了同盟会理事长的职务，由宋教仁担任理事长，将整个同盟会都改组为中国民主党，以推行中国民主自由革命为新的政治目标，总体上还是比较晚的转型，包括共进会、万国青年会等主要分支组织，此时都已经加入光复会。
在第一届国会的席位中，光复会至少占据一半的位置，而光复会盟方的维新进步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同样占据着较多的席位，这种情况对后加入的中国民主党是不利的。
就在这种政治的较量中，光复革命最终超越共和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胜利者，在思想、理论、政策上日渐得到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乡绅名流、政客和各种地方势力的认同，成为中国强国思想的主流。
历经颠簸，历史的洪流终于被改道，彻底带领中国走向了另外一个强人政治的方向。
在国人志士一起高呼光复革命万岁之时，高呼皇帝万岁之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之时，一水之隔的日本再也按耐不住它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当内战日渐走向尾声，当中国人准备积极的投入到新帝国的再建之时，一场真正的战争终于到来了。
幸运的，或者说不幸的是宋彪比日本更早意识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东北军的很多将领，光复会的很多同仁都怀疑宋彪为什么要在推翻满清这件事上积蓄这么久，哪里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事实现在就将证明，和日本这种畜生民族做邻居，永远都要做好和这帮畜生开战的准备。
永远要做好，每时每刻都要做好，一刻疏忽就能导致整个国家百年之悲剧。
来吧，真正的战争！
中国人爱好和平，但永不害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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