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阵营、法西斯阵营、英美阵营、亚盟阵营的同时存在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更加混乱，相互之间的纠葛使得各方都处于一种可怕的平衡中。
德国此次派遣元首特使团访问帝国，最大的目标是想要说服中国及亚盟放弃同法国的盟友关系，转而同纳粹德国结盟一起进攻苏联，若是不能达成这一目标，德国退而求其次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德之间的特殊关系，希望中华帝国继续对纳粹第三帝国采取更为明确的扶持政策，支持纳粹德国以进攻苏联的方式向东扩张。
在德国特使团访华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炉边谈话的方式公布了他和宋皇帝之间的两封书信往来，正式向国内的保守主义开战，并且提倡建立一个新的中美泛太平洋合作关系。
在此时的美国，浪潮是非常严峻的，但是亲华的势力也很强大，双方一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激烈的抗争，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明确表态反对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后，自由主义才再次奠定了对美国的支配地位。
这并不代表美国和英法等国就会完全无视中国同欧美之间的各种问题，所有问题的根源都还是在贸易上，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即便是在大萧条时期，中国的外贸顺差也没有大幅度的萎缩。
中国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不同的内阁总理大臣总有不同的思想，在接替欧阳赓成为临时总理大臣后，外相出身的顾维钧考虑直接通过提高汇率的方式，解决中国和欧美之间的国际贸易争端，以此推动世界自由贸易的完全恢复。
在德国元首特使访问团以观察员身份前往保定，参观中法盟国保定军事演习这天的下午，帝国临时内阁总理大臣顾维钧前往中央宫觐见宋皇帝。
宋彪在这天下午并没有安排正式的工作，而是在中央湖畔钓鱼。
湖畔风光迤逦，翠柳荫荫。
在临池阁的湖畔凉亭里，宋彪准备好了全副工具，戴着凉帽坐在凉亭边垂钓，人生讲究劳逸结合，宋彪很喜欢在这闲暇的时刻里做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远离军政大事的那些烦恼。
中央湖属于皇家园林，但在这里垂钓的人总是很多，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军部，或者是中央内阁的官员，附近菜农有时候也会乘着黎明清晨前的时刻到中央湖里撒一网，捞点实惠。
这里的鱼以鲤鱼和草鱼为主，也有其他的鱼类，偶尔还能钓上一条黄鳝，或者是海蛇，内廷负责维持这里的秩序，以及保持鱼类数量的稳定，帝国内廷每日所需要的鱼类供应大体也都来自于这里。
10月的北京已经开始转凉，湖畔凉风习习。
等宋彪钓了两尾不大不小的鲤鱼，顾维钧也匆匆抵达临池阁畔，前来拜见宋彪。
出任帝国中央内阁的临时总理之后，顾维钧可没有时间如此悠闲，在内侍官的陪同下走进临池阁，他毕恭毕敬的向宋皇帝躬身敬礼，禀告道：“臣下觐见皇上。”
宋彪听到是他的声音，也没有回头，继续坐在石凳上钓鱼，问顾维钧道：“美国那边这些天比较有趣，听说你想乘着这个机会在上海召开国际自由贸易会议，协商恢复大萧条之前的世界自由贸易局面，想法是很不错，把握大吗？”
顾维钧答道：“回禀皇上，臣下以为世界能否恢复自由贸易，关键还是取决于我国，各国陷入保守主义和闭关政策，我国的贸易顺差情况过于庞大是一个比较因素。古语说，一枝繁闹不是春，我国若要真正成为世界新霸主，还是应当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特殊利益，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最为便捷的方式莫过于自由贸易。为此，我国若能在汇率上做出调整，以支持欧美各国同意我国的提案重新恢复大萧条之前的自由贸易政策，建立新的自由贸易机构，短期内固然对我国存在一定的冲击，但在长期内必定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宋彪这才将鱼竿暂时搁置在旁边，起身示意身边的内侍官为顾维钧准备茶水，自己也招呼顾维钧过来一起坐下。
临池阁边有石桌圆凳，本就是垂钓修养的好地方。
地热返燥，以喝白茶为佳。
皇室一贯以福鼎白茶为贡品，宋彪今日也难得请顾维钧这位临时总理大臣喝白茶，茶盏边有一碟新疆的开心果，他剥开几粒，边吃边琢磨心里的话语。
等了片刻，他才和顾维钧提醒道：“你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我还是建议你等到国会竞选结束，正式担任总理大臣之后再考虑此事，以免万一吧。”
历史总是存在着很多人无法控制的问题，比如说宋彪一直以来希望扶持的下一任总理是陈其美，或者是由总参谋长蒋方震、国防大臣陈其采中的一位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以便于更好的应对战争时代的到来。
结果，顾维钧就以这样意外的方式成为了帝国总理。
帝国在政治上一贯有种稳守惯性，每一位总理只要是合格之选，基本都能干满两届，甚至是三届，顾维钧肯定是最佳的几位人选之一，他一旦抢先一步成为临时总理，那只要不犯错，基本就意味着能干满两届。
顾维钧也毕竟是第一位内廷总长出身的帝国内阁总理，身份特殊，和皇帝的关系也是特别的。
皇帝怎么可能不支持他呢？
顾维钧沉思良久，答道：“皇上，臣下以为凡事都要应该见机行事，自从美德等国效法我国内政，扩大政府开支复苏经济，世界经济形势相对前几年已经明显好转，各国都有意图重新推动自由贸易，目前最大的阻碍就是我国在一战后同各国补签的通商贸易条约。这些条约大多还有五到十年的有效期，如果各国取缔在大萧条时期设立的各种紧急关税保护政策，重新恢复为大萧条之前的情况，各国势必难以抵挡我国工业出口的压力，对我国而言，一旦出口大规模增长，短期内确实有利于国家经济和民生，但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增长对其他各国就是一种工业削弱，长此以往，还是会继续导致各国经济下滑，世界重新陷入新的经济危机中。平衡是世界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则，只有平衡才能让世界在平稳之中前进的更为长久。今年的情况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各国急于推动自由贸易的复苏，形势对我国有利，易于我国争取更大的权益，若是推迟到明年，或者后年，届时就会和《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续约谈判纠葛在一起，即便我们不再签署这一条约，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情况也将更加负责。所以，从长远的利益考量，今年底，明年初进行自由贸易复苏谈判是最佳的时机。”
稍加停顿，他又补充道：“汇率提高固然短期内不利于出口，但却有利于我国进口物资，扩大在外投资和国内的内需，而此都是帝国之根本。综合利弊，内阁可能为此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臣下有这个责任力推此事。”
既然他心意已决，宋彪也就不再劝说。
只要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宋彪身为君主立宪制的皇帝，本身也不愿意干预内阁的正常政务。
帝国政治的稳定性要远胜于日本，相比于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的长寿和中央政策的稳定性，日本内阁首相基本都是短命鬼，中央政策也经常性的波动。
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皇帝同样拥有最高权威的情况下，宋皇帝对于维持内阁稳定具有定海神针一般的功效，只要内阁总体是完善和正确的，哪怕国内有比较多的反对力量，皇帝的支持也能让内阁稳定的推行新政。
既然顾维钧心意已决，宋彪能做的就只能是支持了。
皇帝啊，也要有甘愿为鲜花做绿叶的觉悟。
就在临池阁的湖畔边，宋彪同顾维钧这位帝国临时内阁总理大臣商谈组织上海会议之事，大部分的时间里，宋皇帝只是静静的听着，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设想和倡议，大体而言，顾维钧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
在顾维钧将自己的想法都阐述一番后，宋彪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他回内阁召开大臣例会共同商议细节，具体的事情，他这位当皇帝的倒是不想多说。
言多必失。
……
顾维钧毕竟是外相出身，对于国际政治环境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能敏锐的把握到，在国际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后，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便迫不及待的试图组织上海自由贸易会议，各国对此的反应也都很积极。
1934年的12月，在中美英法四国的共同倡议下，总计42个国际和地区齐聚上海黄浦国际特区，就重新恢复世界自由贸易展开会谈。
关于中圆汇率的问题，顾维钧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中圆在1935年直接提高汇率15左右，二是中圆在未来五年内，每年逐年提高4左右；但要达成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就必须增加黄金储备和外汇，以维持货币储备率，而英美法三国必须保证汇率稳定。
随着中国在工业出口上的竞争力过强，现在只有两个办法来恢复世界自由贸易，一是彻底否决中国在一战后同各国签署的通商协约，重新洽谈新的协约，二是中国提高汇率。
当年同各国签署协约之时，中国是受扶持的一方，条约整体都对中国有利，如果要重新和各国洽谈新约，一是周期太长，二是未必就能争取到过去的条款，所以，中国宁可适当提高中圆的含金量，用提高汇率的方式直接性的解决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英美各国对此基本同意，也希望是一次性的直接提高，立刻解决现阶段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英美都认为中圆汇率至少应该提高40以上，恨不得中圆汇率提高70。
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圆的含金量一旦提高40，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就会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而且，中圆汇率增加到这种程度，中圆对外输出的力量就会更强，英法也受不了。
各国从1934年的12月一直讨论到1月中旬，最后才各让一步，中圆承诺将名义含金量增加，这个增幅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英美法三国对华转入一部分黄金储备，承诺中国国家银行在未来五年拥有更高的黄金储备优先权，三国还要增持超过20亿的中圆作为外汇储备，减少中圆在外的净流动资本比例。
这和广场协议不同，中国不是英法美三国能够压制的对手，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绝对的地区霸主地位，三国也无法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要想让中国同意将中圆含金量从每圆克黄金提升到克黄金，英美是必须要付出同等巨大的代价。
如果英美不愿意退让，中国宁可就保持现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情况整体上对中国更有利，中国毕竟有亚盟和中法同盟两个固定市场，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是世界上最大之一。
所以，要想让中国提高汇率，各国就必须在上海自由贸易会议中同中国签署一揽子的协约，保障中国在黄金储备吸收上的优先权，确保中国能有效维持中圆的新汇率和货币储备率，欧美和其他各国市场对中国也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排外措施，中国仍然要享受普遍最惠国贸易待遇。
其实在中圆汇率提高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品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成本优势，通过政府内部合理的减税政策，也能进一步弥补成本优势上的损失，关键是将整个市场扩大。
在中圆汇率的问题解决之后，各国想要在上海会议上签署一份泛世界的自由贸易公约就比较容易了，作为会议的主要召开国和主席国，中国也优先提出了一套提案，加上英国和美国的方案，各国表决和修订之后，最终采取了中美联合的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将各国分成四等，即一、二、三、四等，对应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国家、低发展国家，主要评断标准就是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想要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就首先要签署《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国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劳动保护法案，限制最低工资，根据这一原则划定四等国家，确定各国的劳动成本，世贸协会的各成员国在关税制定上必须对其他成员国给予对应待遇。
整体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享受的关税优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国家，享受关税优惠就越少，总体保持三极关税优惠标准，发展国家和低发展国家持有共同的第三极关税优惠权，以扶持低发展国家。
各国在世贸公约的基础上，有权制定本国关税，但不得高于世贸公约规定的三极上限，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可制定的关税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发达的国家，关税上限就越低。
同时，各国在双边国际贸易和区域国际贸易中，也可以另外制定不同于《世贸公约》的规则。
经过各国之间的博弈，《上海世贸公约》最终在1935年3月通过各国投票表决，因为这一公约和日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日本在最后时刻退出公约谈判，拒绝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
因为《上海世贸公约》背后有一系列的通商条例和法规限制，只有在本国制定并执行这些法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日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的关税太高，此外，日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发展国家，日本内阁和国民普遍认为有失国体，不愿意按照第三等国家的标准加入世贸组织。
世界自由贸易协会是在上海谈判筹备，中国又是会议的组织和主席国，日本国内就避开英法美等国不谈，刻意认为是中国在打压日本，日本国内甚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游行。
日本自以为是世界顶级列强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对整个世贸组织没有太多影响。
中国在汇率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还是继续以中等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协会。
此时的《上海国际自由贸易公约》、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还是不能比的，但在这个公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比较多的空间保护自身经济，整体规则实际上相对更有利于工业强国。
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是制定规则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对要低一些，但在技术和工业规模上是真正的列强国家，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这个规则在总体上也就必然更利于中国，对英美等国来说则是各得所需。
随着中国和英美等国关于中圆汇率提高及补偿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国际自由贸易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中圆汇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可以继续增加，而《上海世贸公约》也极有力的保护了各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输出国，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可以预期，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会明显增强，而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增加。
为了抵消汇率提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顾维钧临时内阁也紧急通过多份新法案和修订条例，进一步减免农业税收，增强工农业出口退税机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贷调整政策，扩大国内的内需投资空间。(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宜搜文学注册会员推荐该作品，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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