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五大主粮，大豆、小麦、大麦、高粱、玉米，其中只有大豆和小麦在市场出售的比例最高，其他则主要是自食。
小麦的环节最少，磨成面粉后基本就没有在加工的可能。不过对于俄国的远东或是国内，面粉都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这主要是在于国内加工环节上的落后。人家都在使用蒸汽机或是电力的时候，我们则还在使用落后的畜力、人力阶段。因此国内自制的面粉，不管是品质还是人工都差洋粉许多，只能占据国内的低端市场。
至于大豆，这应当是东北出口的主要粮食物产了。东北种植的大豆，80%以上都是外运的，一大半是运往南方，一小半是运往国外。
但是我们对于大豆的加工还局限于榨油，然后出卖豆油和豆饼。当然也有直接出口大豆的。这门生意确实很不错，一吨大豆出口约值7英镑上下，换算成大洋就是80元上下。而从农户那里收购不过50元左右一吨，加上运费和税赋不会超过60元，也就是说有着33%的毛利。
正因为大豆的价格如此之良好，所以奉天、吉林种植大豆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据说去年这两省的大豆出口数额将近800万担，合50万吨，这还没有包括豆油和豆饼的出口数目，和销往关内的数目。
从以上这两个数据来看，东三省种植小麦、大豆都是大有可为的，似乎大家只要开垦出土地就能种植小麦、大豆赚钱了。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经营方式极为危险。不管是小麦还是大豆，我们都没有定价权，农夫在春天种下去的时候，根本不清楚他们种植的小麦和大豆在秋天能不能卖出去。
但是这些农夫在春天借贷的钱粮，到了秋天却是定死要还的。日本和俄国商人，现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鼓励我国农夫大量的垦荒，大量的种植小麦和大豆。但是，当东三省的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扩大到了一个国内市场也无法消化掉的局面之后，一旦俄国、日本商人拒绝收购小麦和大豆，那么这些盲目扩大的农夫就会瞬间破产。
他们之前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土地，最终会以一个极为低廉的价格抵给俄国和日本的商人，以清除自己的债务。这就是我所看到了东北农业的危机，而一旦东北经济破产，也就意味着俄、日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东北经济的控制，使得我们距离亡国奴更近了一步。
如果中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我们自然能够用政治及法律手段去保卫东北农民的利益，但以现在的无能朝廷来看，我们是指望不上他来保护东北农民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来做这件事，用商业的手段来减缓外国资本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冲击。
如何用商业的手段来保护我们的农业，我以为只有把农业种植和粮食加工的产业结合起来，打造一个大农业的农业企业体系，才能遏制住外国资本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掠夺。”
吴川的这番话语，除了张廷阁之前已经听他说过几次尚能理解之外，牛子厚等几人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不明白吴川口中的这个大农业是什么。于是牛子厚忍不住插嘴问道：“吴小弟，你能不能再说的细致一些，这个什么大农业到底该弄？要怎么才能抵挡的住那些洋商用高价去引诱庄户把粮食卖给他们？我们虽然有些本钱，但也经不住和洋人长期斗下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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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在心里暗暗称赞了一声这位吉林首富，对方果然不愧是商业中的翘楚，这么短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于是他正了正颜色后说道：“今天来的几位好朋友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大家想必都清楚，这耕作一事，一是要靠深耕，二是要靠良种和肥料，三则是靠水利。东三省从1861年开放吉林围场，到1897年全面放开东三省荒地，到今日为止人口增加近30倍。可不光是吉林、黑龙江有着大批荒地没有开垦，就是奉天一省也至少还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尚没有开垦出来。
如果使用人力和畜力去开垦荒地，1百人加牛40头或马60头，也不过一年就开垦出2、300垧地。如果多加牲口，那么最多也就能开垦6、700垧地。而要维持百垧地的耕种，非要7个壮劳力加牛20头或马30匹不可。
由此可见，不管是垦荒还是平常耕作，大牲口是必须之物，否则一户人家是难以耕作大量的土地的。我们东北和南方不同，我们东北一年只能种植一季，只能依靠尽可能多的播种面积来提高收益，而不能走南方精耕细作的轮作制度。
也就是说，谁家一季多耕上几亩地，到了年底就能有更多的收成。但是为了耕种更多的土地，就要畜养更多的大牲口。可是养牲口是个技术活，要是数量一多遭了瘟疫，那这一家可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且大量的牲口，在农闲季节就是一个极为耗费饲料的无底洞。
于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东北的农户既想要多种地，但又不愿意多养牲口，免得自家遭到太大的损失。我想大家应该听说过，黑龙江前巡抚程德全大人曾经花了22250两白银买了两台用于耕地的火犁，也就是外国人所说的拖拉机。
这样一台拖拉机的价格虽然贵了一些，但只要有燃油跟上，它们就能永不疲惫的工作，根本不需要进食和休息，也不用担心它们会生病死亡。而马或牛耕一天的地，拖拉机一个小时就干完了。当然对于那些土地在100亩以下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机器自然是购置不起的。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购置甚至生产拖拉机，然后用于出租的话，那么就能大大的提高农民的耕作效率。农民的工作效率上来了，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之后不管是培育良种、供应化肥、兴修水利都不是分散经营的农户能够自己完成的。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应当组建一个公司来向这些农户提供这些服务，而我们需要的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田地里的收获。当我们垄断了东三省所有的粮食贸易之后，农户便只能同我们进行交易。
我们用银行发行纸币，让农户从我们这里购买服务，甚至还可以设立杂货铺子，提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而其他外国的商人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这些农户的话，就得先接受我们发行的纸币，而他们想要把纸币换成物资，就得从我们手中购买加工好的粮食成品。
这样一来，我们就夺回了粮食的定价权。这些外国资本如果想中断同我们的交易，他们就会先失去自己进入东北市场的机会。只要有了粮食的定价权力和东北的纸币发行权，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保住了东北经济的自主权。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寻求东北工业和交通网的发展机会，寻求脱离现在对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依赖…”
牛子厚等几人总算是听明白了吴川想要做什么了，在这样宏大的计划面前，他们之前干的那些商号生意简直不值一提。特别是牛子厚，虽然他的生意遍及关内外，号称到什么地方都不用喝别家的水，但是在东北，牛家的升字号依旧要看俄日两国的眼色。
在这种憋屈的商业环境中，虽然他才不过40多岁，却也没什么兴趣管理家业，反而寄情于京剧艺术之上了。但是今日听了吴川所描述的这个蓝图，令他不由再次心潮澎湃了起来，好似又找到了年青时管理商号的激情。
不过此时他还是很沉得住气，镇静的向吴川说道：“如果是为了保卫我东三省百姓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俄国人参与进来？如果是因为银行股本不足的话，我还能再去找一找关内外的朋友，总能把这个缺口补上。我看就不要让俄国人插手进来了吧？”
其他几名宾客，此时也是连连点头，认为俄国人生性贪婪，最会巧取豪夺，让他们加进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比如那个华俄道胜银行，明明中国出了500万两白银，结果中国在银行里连一个董事的职位都没得到，等于白白让华俄道胜银行用这钱修了中东铁路，人家还一分利息都不用支付。清政府曾经想要把这股本转为存款，可别人还不同意，这明显就是要吞了中国的500万两白银么。
吴川只是听了片刻，就知道这是大清真中堂李鸿章干出来的破事，为了50万卢布签了中俄密约，把东三省的权利出卖给俄国不说，这条用来侵略中国东北的铁路，居然还是清政府自己出的钱。嗯，这人果然是历代卖国者中的状元了，秦桧见了他估计都要退避三舍。
能够卖国卖成民族英雄的，估计古往今来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了。所以，统治者鼓吹李鸿章，这用心就有些发人深省了。估计，大约，某些人是想学一学李中堂，打算做一个为国委屈求全的领袖了。
想到这里，吴川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能够保卫国民的政府，那么我自然不会引入俄国人的股本。但是今日东三省，我们要么选择俄国，要么选择日本，总要先同一方虚以委蛇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面对两个帝国主义的同时发难，那么我们这个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恐怕就要先胎死腹中了。
之所以选俄国而不是日本，乃是因为东三省最富饶的土地就控制在日本手中，而东三省的出海口也在日本手里，如果再让日本掌握了能够控制东北粮食贸易的银行，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将东三省交到了日本人手里，那时我们可就是民族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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