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的率先表态，让斯维尔德洛夫和巴拉诺夫只能跟着选择了支持吴川的意见。和捷尔任斯基试图让党和军队纯洁化不同，斯维尔德洛夫还是有些担心政治委员和军中各级党支部的建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在当前的局势下，掌握了军队实际指挥权力的其实是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军队上面还有一个军事顾问团和军事委员会，但是担任革命军中级军官的俄国人，则大多是布尔什维克成员。吴川提出的这个建议，虽然加强了党对于军队的指挥，但实际上也等于是消除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军队的控制权。
也许在捷尔任斯基看来，共和党同布尔什维克现在并没有区别，吴川的建议只不过是让布尔什维克必须通过党组织去指挥军队，这显然就更有组织性了。
但是对于心思敏锐的斯维尔德洛夫来说，却不会这样简单的看问题。虽然共和党是布尔什维克帮助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党，这个党也制定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和路线，但是中国共和党毕竟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这种暂时的合作关系随着革命的发展终究会出现裂痕的。
到了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是否还能通过共和党的党组织去控制军队的指挥权呢？这个问题让他心里很纠结，于是便落在了捷尔任斯基之后才表态支持。
吴川扫视了三人的脸上神情一眼，便接着往下说道：“对于军队的工作我说完了，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关于党内的思想建设问题。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思想指导理论。但是根据今天我同这些士兵们的接触，我觉得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显得过于深奥了，对于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来说，他们连一台制造制衣针的机器都没有看到过，这让他们怎么去理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
我觉得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建立在马恩思想基础上更贴近人民生活的革命理论，比如以列宁同志的革命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我提议党成立一个翻译局，把请列宁同志把过去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然后翻译成中文，下发给党内同志学习，以提高他们对革命的认识，然后再传播给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斯维尔德洛夫下意识的瞧了瞧身边的两位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列宁派，但捷尔任斯基和巴拉诺夫可未必是。
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来，列宁就开始日益确立其在布尔什维克中的领袖地位，但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理论家却并不止列宁一个，不管是在他之前的社会民主工党领袖普列汉诺夫，还是此时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托洛茨基，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声望并不弱于列宁。
吴川提出以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实质上就是承认了列宁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唯一领袖，并接受了列宁继承并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这件事在中国同志看来也许并没有什么，但是一旦传到了俄国，无疑是要掀起轩然大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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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是对于现在的第二国际来说，都将会是一场震动。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虽然有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但是真正在第二国际中说了算的，还是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此时还只能在第二国际里给他们摇旗呐喊而已。
突然之间，一个还没有加入第二国际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直接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竖立为了马、恩之后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导师，这让第二国际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怎么想？
只是斯维尔德洛夫终究还是没有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他觉得由自己出面反对这个提议并不合适，还是让捷尔任斯基和巴拉诺夫提出反对意见，他再补充说明较好。
但是斯维尔德洛夫显然对身边这两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敏感性估计的过高了，巴拉诺夫虽然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列宁派，但是他对于列宁思想的认同要远高于党内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毕竟他是一个出身于工人阶层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一个知识精英出身的职业革命家。
因此他对于吴川的主张保持了沉默，并没有打算就这件事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倒是捷尔任斯基显然也意识到了吴川这个决定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共和党，同样会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造成巨大的反响，因此在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向吴川询问道：“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列宁同志的理论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唯一指导？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还是有着不少理论家的，他们写的文章在某些方面并不差列宁同志多少，为什么不能一并进行翻译给中国同志看看？”
吴川迟疑了片刻后说道：“是，我承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还有其他的理论家，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但是各位来了中国这么久，想必也应当了解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环境，虽然我国因为处于帝国主义势力分治的状态下，可以借助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的力量。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中国革命的敌人势力空前强大，而中国人民的力量却无比的弱小。
我们是在敌人的包围中走在了悬崖上架立的钢丝上，只要有一丝不慎，我们就将摔入万丈悬崖，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极大的打击，革命的时机也就一去不复返。
正因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所以中国革命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作为革命运动的核心，而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首先就要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
列宁同志的建党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度，正是本党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列宁同志的这两项主张却并没有获得全党的赞成。如果我们不确立列宁同志为唯一的革命导师，并将质疑列宁同志的文章翻译给党内同志去学习，以目前本党同志浅薄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最终造成党内的分裂。
我不是说社会民主工党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有违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革命来说，它们并不是急需的理论。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我认为只有竖立列宁主义的旗帜，才能让党内同志坚定信仰，从而消灭党内在思想上的分歧，减少党内的内耗…”
“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我认为吴说的不错，我们没必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分歧带入到共和党内。眼下最为要紧的是保持党内团结赢得革命胜利，而不是去争论该由谁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力，这种事情等到革命胜利之后讨论也来得及。”
听到捷尔任斯基的主张后，巴拉诺夫也跟着出声附和道：“我也支持吴的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有一套革命理论去教育群众，而不是讨论革命理论有没有缺陷，我相信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我们迟早可以证明究竟谁对谁错的。”
看到两人这么支持吴川的主张，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眨了眨眼睛，便开口说道：“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我也支持这个主张。我过去为火星报工作过，对于列宁同志的文章比较熟悉，这个翻译局的工作不如就让我来主持吧。”
吴川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这才说道：“我觉得既然本党决定了，要竖立列宁主义作为本党的革命实践指导理论，我们就应该慎重其事。关于列宁文集的翻译工作，还是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吧，我作为翻译小组组长，你们三位作为副组长，对于翻译后的文章必须经过我们四人共同审核，方才允许刊印。”
斯维尔德洛夫沉默了片刻，方才点头说道：“这样也好，我会尽快同列宁同志进行联系，请他将过去写作的文章托人带来远东的。”
捷尔任斯基同样点头表示了赞成，不过他很快就岔开话题道：“对于吴今日下午遇到的围困事件，我以为革命卫队在这件事上是负有责任的。
既然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么我也提一个建议，我认为革命卫队应当进行一次改组，改变现在粗糙的负责分工，建立更为明确的责任部门，以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以我们现在所要应对的敌人来看，我们现在不管损失哪一位同志都是不可接受。我们需要一只更有革命热情和负责任的革命卫队。”
吴川看着他好奇的问道：“那么捷尔任斯基同志，你打算怎么改组现在的革命卫队？”
捷尔任斯基毫不客气的说道：“中央和地区两级组织我觉得不必变更，但是革命卫队内部应当分为六个处，一处负责内部保卫工作，二处负责肃清敌特，三处负责电讯，四处负责情报，五处负责后勤保障，六处负责人事…”
听完了捷尔任斯基的改组设想，吴川只是思考了片刻，就补充道：“再加一个七处，负责文化宣传，引导公众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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