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模、宋小濂这一晚和吴川谈的很是尽兴，三人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放在了革命委员会对于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体制的设想上。
在这场谈话之后，周树模即对吴川表示，他可以帮助革命委员会说服一批黑龙江省的地方官吏，令他们放弃和革命军之间的无谓冲突，使双方暂时和平相处下去，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讨论这些地方的行政归属。
这样，可以让中东铁路以北未投诚于革命军的地方先恢复和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经济往来，这既可以帮助恢复革命军治下地区的生产发展，也能让这些偏远地区不至于缺乏物资过冬，从而为俄国人引诱过去。
周树模的提议自然得到了吴川的积极响应，建设和管理一个地区并不能依赖军队和革命热情，光是那些过去积累下来的文档，就不是新人能够在短时间内熟悉的了的。没有这些旧衙门官吏的协助，革命军派出接管政权的干部们，不仅工作效率变得极为低下，而且错误频频。
也就是此时的革命委员会属于刚刚兴起的势力，各位委员们都抱有着极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工作自觉性，所以在发现工作错误后会首先纠正认错，而不是试图掩盖，这才没有让百姓产生过多的不满。
但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毕竟革命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即便吴川采取了极为保守的作战策略，此时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人口也超过了200万人，而革命委员会、革命党人、共和党人加上革命军的数量，大约也就刚刚6万出头。
假设扣除近5万的革命军，平均每个革命者就要管理200人。而这些革命者中大部分还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工作经历，让他们去管理地方，老实说吴川是不大放心的。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些革命者收拢起来，进行一段时间的教育，哪怕一两个月都成，让他们至少了解了什么是革命再派出去工作，这样才不会让过多的投机者混入革命队伍，最终毁灭了革命。
周树模能够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对于吴川来说自然是大为欣喜的。他可以乘着这个机会，先把边缘地区的干部和守军收回中心城市来，给他们一并上一上政治课，然后再扩充一批军队和工作队出来，为下一步的南下行动提供必要的干部和后备军力。
干部的缺乏大约是现在革命委员会最为头疼的问题了，即便革命军一直压制着向中东铁路两侧深入扩张的行动，但光是这些铁路沿线的小城镇和乡村自发的投靠，都已经让革命委员会派不出工作人员了。
这些镇民或村民自然不是向往革命才向委员会投诚的，他们一是怕革命军对他们进行讨伐；二是怕乱兵向他们进行袭击；三是担心土匪来袭时没人来救援自己。于是干脆就投降了革命军，表示自己并无抵抗革命的意思。
这些城镇、村落的投诚，虽然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了人力和粮食，但也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他们既不知道这些城镇、村落过去是怎么缴纳税金的，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欠着国家的债务，甚至有些村落到底在什么地方，地图上都难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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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并不担心这些旧官僚们存有什么坏心思，只要军队、政党、教育和宣传部门还在革命委员会手中，那么只要度过了这段过度时期，革命委员会就能源源不断的培养出自己的行政人员出来。而一旦大气候改变了，比如满清朝廷的彻底失败，那么这些失去了效忠对象的官僚们也会自觉的改造自己，以适应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了。
而周树模的号召力显然比吴川想象的要强，龙江府知府黄维翰、巴彦州知州阎毓善、瑷珲兵备道姚福升、兴东兵备道俆鼐霖、黑河巡防营统领巴英额、黑河知府吴文泰、嫩江知府周玉柄等人，不是周树模一手提拔的心腹，就是其的老部下。
几乎这边一封电报或书信过去，那边不是通电宣布服从革命委员会，便是回信表示愿意替国家看守门户维持秩序，等待尘埃落定由中央派人过来接手。
于是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们再次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决定除了在一些交通要点留下一点治安兵力和电讯组外，将中东铁路以北的兵力撤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预备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建议，正式组建国民革命第二、第三师。
而叶声的快速攻击营也从绥化城撤回了哈尔滨，这只经历过战争的部队随即被解散充实到了第二、第三师的队伍中，至于叶声本人则被调至参谋后勤处，要求其就这次出战的经历，对快速攻击营的组建写一份报告。
就在革命委员会忙着重新组建部队时，10月5日，奉天城的同盟会辽东支部成员张榕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乃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的密友邱丕振，此来是为宋教仁传递一项密令的。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因为国旗的样式发生争执。这是同盟会第一次内部出现分歧，导致宋教仁辞去了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后来孙黄两人虽然和好，但是因为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孙不得不前往南洋，东京的同盟会便交给了黄兴主持。
不过因为孙中山离开时接受了日本政府赠款，导致同盟会内部的同志大为不满，加上之后黄冈起义、七仙女湖起义的失败，导致章炳麟等人要求开大会革去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位，这是同盟会第二次分歧。
接下来同盟会总部因为意识混乱，甚至于公然把起义计划明文刊登在了报纸上，这直接导致了同盟会内部的完全破裂。于是在1907年8月张百祥、邓文辉等人创立共进会。1910年2月章炳麟、陶成章重建光复会。
宋教仁等人则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虽然空出了总理的位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但宋教仁、谭人凤两人起草的宣言中有对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批评，“…有以致之乎外此之出主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几耳。”这是将孙中山要求同盟会员向其宣誓之事也一并骂了进去了。
虽然宋教仁等人在宣言中声称，“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但宋教仁还是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当成了除广州同盟会之外其他各省同盟会支部的上级机关。
只不过此时中国同盟会的纪律和组织涣散，除了山东、辽东和上海的同盟会会员还认同同盟会中部总会，其他各省几乎已经自行其事。比如宋教仁等人虽然意识到，革命应当爆发于中国中部地区，并在新军中做好宣传工作，不过这些宣传工作同盟会显然是开始的太迟了些，此时距离湖北新军起义已经没有几月的时间了。
而在07-08年东三省宣传革命失败之后，宋教仁就放弃了关外革命的想法。只是他没有想到同盟会辽东支部居然会有同欧洲留学生组成的革命党联合起义的计划，这个起义计划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是有两点令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员极为不满。
第一，就是辽东支部居然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转而加入了那个什么革命委员会服从于共和党的领导，这显然是宋教仁等人不能接受的。
第二，就是关于革命委员会打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这遭到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大部分同志的反对。就连宋教仁也认为，在当前的中国首要是使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列强放在革命的对立面上，从而为革命制造极大的阻碍。
听完了邱丕振带领的消息，张榕脸色沉重的看着对方问道：“那么宋先生对于我辽东支部到底有什么指示呢？算了，你还是等一等再说，我先把城内的几位辽东支部的干事叫来，让他们一起听听宋先生的意思好了。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下决定的。”
邱丕振接受了张榕的说法，于是他在张榕家中等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六名辽东支部的干事陆续来到了张榕家中。看到人员都到齐之后，邱丕振才清了清嗓子说道：“宋先生的意思，即便共和党在这场革命中出了极大的力气，但是同盟会也不能把革命的领导权力拱手相让，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后采用何种制度的问题。本会为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已经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命和钱财，如果我们轻易把领导权力想让，将何以面对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为了获得革命的成功，我国革命必须要交好列强，以防止他们出手干涉中国革命。辽东革命委员会提反封建可以，但是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现在是不合适的。因此宋先生希望辽东支部能够阻止共和党使用这一口号进行起义…”
几位辽东支部的干事们沉默良久，终于有人出声说道：“可是革命委员会已经在上月28号于齐齐哈尔、哈尔滨起义了，现在再要求革命委员会更改口号是不是太迟了？再说了，这次起义完全是共和党在组织，我们手中一兵一卒都没有，怎么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邱丕振感觉一片茫然，他从大连登陆还没来得及了解辽东的状况呢，谁知道这辽东革命委员会就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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