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斯维尔德洛夫为壁炉添加了几块木头之后，吴川这才出声对着房间内剩下的两人说道：“请你们留下来，其实就是想要和你们商议一下，我们是否应该挑选出一部分新党员暂时的潜伏下去了。”
捷尔任斯基皱了皱眉头望着吴川道：“你认为这场战争我们有可能会输？”
斯维尔德洛夫却问道：“是不是沙皇政府这边有什么动静？”
吴川向着两人摆手，轻松的说道：“不用那么紧张，革命的形势暂时不会有什么根本上的变化。但是，我们应当为未来做好一份准备。
列宁同志说过，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建立共和国发动了五次革命，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以05年革命为第一次的话，俄国还需要4次革命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
我极为赞成列宁同志的判断，和俄国相比，中国的无产阶级更为弱小，而中国无产阶级所面对的敌人却更为强大。
虽然我们借助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获得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领导权力，但是请两位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所领导的这场革命难道真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吗？
不，这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只不过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根本没有能力独立领导这场革命，所以才会让我们和那些立宪派士绅获得了一部分革命的领导权力。
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压迫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力量不足，虽然他们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需求，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发展成为一只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依靠着国外输入的机器和技术才能活下去的附庸经济体，也是依赖于官员的庇护才能得以免除苛捐杂税活下去的弱小产业。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和先天不足，使得之前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数次革命，基本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就被满清的地方政府所平息了。
而本次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突然强大起来了，而是因为满清倒行逆施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是因为借助了这场民族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潮和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一夜之间点燃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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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弱小，就导致了他们对于反动势力的妥协。随着武昌革命之后，起义部队推举出一位旧军官黎元洪担任了革命领导者，这场借助民族独立运动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就表现出了其反动的本质。
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明白，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已经让中国底层民众难以生存下去了。中国受压迫的民众迫切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政权以保卫中国的政治、经济独立，而不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很显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明白民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只想着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社会，因此他们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人民，转而去拥抱了帝国主义和立宪派士绅。于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这场民族独立运动，迅速蜕变成了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
虽然在革命大潮的惯性中，人民还不能分辨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一旦当人民意识到资产阶级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解放，那么他们必然是要抛弃资产阶级的。而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帝国主义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也就没有必要再把资产阶级摆在前台了。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场革命最大的成果，不过是把满人的皇帝赶下台，换上一个汉人的大总统，除此之外整个国家的性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们共和党所领导的东北革命是从属于这场大革命的一部分，鉴于东北的特殊政局和地理特征，东北的革命很难影响到关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最多也就能够影响到关外近2000万人，而不是整个中国的4万万人。
那么一旦革命的大潮退去，革命委员会就成为了内外反动势力的首要打击目标。在这样的大势面前，我们不能不做好两手准备。”
捷尔任斯基虽然有心想要反驳吴川的失败主义，但是对方并不是在会上的公开发言，而是私下的协商，在这样的场合拿不出论据来反驳对方，只会让对方看轻自己。而吴川所做的分析，在大方向上也没什么问题，这就很让他难受了。
倒是长期在俄国中心城市和沙皇政府对抗的斯维尔德洛夫，虽然他也提倡革命的乐观主义要比所谓的理智重要，但他还是比捷尔任斯基更能接受吴川对于这场中国革命作出的分析判断。
在思考了一会之后，他便向着吴川说道：“你对于这场革命的分析大约是正确的，那么你想要如何安排一部分同志潜伏下去？另外，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当中国革命大潮退去时，内外反动势力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敌对？”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根据我手上从俄国各地收集来的资料，斯托雷平生前大力推动的向西伯利亚移民的计划，随着斯托雷平的去世，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
彼得堡的大臣们想要缩减移民预算，从而把资金运用到更需要它们的地方上去。负责向移民发放贷款的官员们在失去了斯托雷平的威慑后，现在只是一心想要把国家拨付的移民贷款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去。而那些以为来到了西伯利亚就能获得肥沃土地和田宅的移民，却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是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物质生活。
至于西伯利亚本地的官员则觉得，这些从欧洲来的移民要求太多，却又不能为地方上作出什么贡献，反倒是因为和本地居民争夺适合耕作的土地经常闹起了纠纷。有许多移民来到了西伯利亚之后，待了没多少日子就干脆的返回家乡去了。
从以上这些迹象来看，没有了斯托雷平的主导，这个西伯利亚移民的计划已经距离失败不远了。这些抛弃了家乡的财产前来西伯利亚的俄国移民，除了背上一身债务之外并没有在东方获得什么财富。在响应政府号召移民的时候，他们也许对沙皇感恩戴德，但是随着他们两手空空的返回家乡，他们就成为了最为坚定的反沙皇分子。
我认为，在下一阶段远东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应当把精力放在这些新移民身上，向他们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抗沙皇的思想，然后当这些人返回自己的家乡时，他们就会带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火种。能够进入移民计划的俄国人，大多都是被地方政府视为良民的普通群众，因此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时，地方政府并不会对这些人加以关注，这正是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好的人选。
至于中国这边的党员，我打算派出一部分人前往德国人控制下的青岛，依托青岛为基地，建立起一个向华北和华东方向传播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共和党分部。那么即便我们在北满的革命失败了，革命的火种至少还是传播开去了，当下一次革命大潮涌起时，这些火种就会点燃中俄两国的革命之火。”
虽然对于吴川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提出本次革命将会失败的结论感到不满，但是对于吴川所建议的潜伏和为下次革命做好准备的安排，捷尔任斯基却又是极力支持的。在他看来，哪怕革命不陷入低潮，这些事情也应当去做。
布尔什维克来到远东支持中国革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标，打回欧洲老家去解放沙皇俄国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标。虽然当前在远东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发展的很是顺利，但是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一共也就160万人，和整个欧俄部分近亿人口相比，完全是难以比较的力量。
只有把布尔什维克的火种播种在欧俄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吴川给出的建议，正是远东布尔什维克日思夜想的未来。在这个伟大目标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虽然大家现在已经承认，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启俄国革命的重要支柱，但这依然比不上把一个帝国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
即便是吴川自己也数次在党内重申，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能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只有把沙皇俄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俄国站在中国革命的背后，才能消除中国革命四面皆敌的不利局面。
所以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宣传，革命委员会和党内的民族革命者才能放下和俄国之间的民族矛盾，选择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合作，先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接受了吴川的第一个建议后，斯维尔德洛夫终于稍稍放松了下来，对着吴川问道：“为将来预留后手，这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也不可能就这么放弃革命，眼睁睁的看着革命走向失败。对此，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对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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