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唐绍仪率北方代表团抵达武汉，但是旋即又因为宋教仁等同盟会主事者的坚持，转往上海。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但是下了船的唐绍仪等人发现，来迎接自己的只有伍廷芳、汪精卫、温宗尧等数人，其他同盟会高层均未到场。
虽然名义上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之首脑，但是实际出面接待北方议和代表的却是汪精卫。汪精卫因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而声名鹊起，虽然借助革命的爆发而获释，但也因此令他错过了参加并领导革命的机会。
不愿空手南下沦为革命边缘人的他于是便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联袁倒清，实现共和”。他之所以想走这条路，就是因为其在北京坐牢时发现了满人宗室和汉人重臣之间已经失去了互信，他认为袁世凯未必想做、会做第二个曾国藩或李鸿章。
在袁克定的引荐下，出狱后的汪精卫前往了锡拉胡同袁宅内谈了三个晚上的共和学说，看到袁世凯渐被共和之说吸引，其又推荐魏宸组加入商讨。魏宸组为人善于词令，和袁世凯连谈数晚，袁终于不再坚持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
汪、魏两人当时便对袁说道：“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世凯终于有所意动。而汪精卫和杨度又得袁世凯50万巨款筹办国事共济会，声称要调和南北，但在客观上却替袁世凯稳定了北方的人心。
黄兴在武汉对抗北洋军失利后，终于改变了以武力倒清的坚持，于12月9日向汪精卫发电曰：袁世凯若真能倒清，便请项城充任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在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革命委员会又在关外击退日军的局势下，黄兴做此180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但是对于身在北京的汪精卫、魏宸组而言，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至此他们这些和平派终于取得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进程的把握。
于是这才有了南北议和之基础，而汪精卫虽然不是同北方议和代表同期南下，不过直接走海路前往上海的他却更快抵达了上海。此时的汪精卫除了是伍廷芳的参赞外，同时还是唐绍仪的参赞，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南北议和的主持者。
在北方议和代表眼中，汪精卫可算得半个自己人，于是在码头寒暄了一阵，众人被接上马车前往英租界旅馆时，汪精卫借着和唐绍仪同乘的机会，向他解释了今日冷清的场面。
“克强和渔父前几日去了南京，一时尚未得归。加上南方同志对于议和还不甚理解，因此关于南北议和之事眼下还没有传播出去，今日在码头上就不得不慢待各位了。”
唐绍仪对于汪精卫的含糊其辞是颇为不满的，他很快便说道：“南北议和如果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那么我们的谈判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不被公众接受的议和方案，在当下是无法获得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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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只能含糊的答应道：“克强和渔父很快就回沪上，到时本党同仁必能达成一致。当然，我们眼下更为重要的，还是先确保南北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只有在这个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国人才不会多加抵触，则国家之和平可期。”
唐绍仪不由问道：“什么样的共识？”
汪精卫这次倒是实话实说了，“自然是建立共和政体，清帝逊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国人才不会反对南北议和，本党同仁才会支持项城出任首任中华民国大统领。”
唐绍仪沉默良久，随又问道：“同盟会能否担保，关外之革命委员会也接受议和之结果？革命委员会有无代表参与议和？”
汪精卫许久没有回答，过了足足数分钟后，他才压低了声音说道：“若是议和结果能够被国人广泛接受，那么革命委员会也当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和国人的意见对抗。至于议和代表中确无革命委员会之代表，不过克强和渔父此去南京，正是要同革命委员会代表沟通，我想他们是会带回好消息的。”
对于汪精卫的不尽不实之言，唐绍仪是难以接受的，不过对方有一句话倒是打动了他，就是谈判的基础当在共和政体同清帝逊位这两点。作为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虽然和袁世凯关系密切，但是他确实是支持共和制度的，而且他也认为在当前的时局下帝制已经毫无希望。
虽然如袁世凯等一些旧式人物，还觉得中国大多数人是赞成君主制度的，而袁世凯自己也并不想当篡国之臣。在这些旧式人物眼中，即便今日的中国吸收了多少外国文化，但中国社会依然还是那个在三纲五常制度下运行的社会，没有一个皇帝在头上，中国人又该向谁效忠？
但是在唐绍仪看来，时代确实已经改变了，因为满清这个外来政权的无能统治，皇帝这个名号其实已经和满人捆绑在了一起。随着满人入关对汉人屠杀事件的再传播，加上满清这数十年来对外丧权辱国的行径，此时在有智识的国民心目中，皇帝就是一切罪恶之根源，既满人对汉人之压迫，维护帝制就是在为满人张目。
故打倒帝制就是排满之先决条件，这种国民共识掀起的潮流不是几个汉人大臣能够阻挡的，哪怕是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也不行。更何况，此时关外还冒出了一个足以压制北洋的新武力，若不是有着日本帮忙牵制，北京朝廷都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
前往英租界的路途虽然不近，但是唐绍仪和汪精卫之间的交流却并不多。唐绍仪是对上海这边的局势不甚了解，所以不愿多言。而汪精卫则是上海这边的局势变化的太快，不敢多说。
不过等唐绍仪等北方代表在英租界下榻之后，很快杨士琦和杨度便带着一叠报纸找到了唐绍仪的房间，杨度一进门就愤愤不平的举着手中的报纸对唐绍仪喊道：“这些南方民党根本就没有诚意和我们谈判，少川你且来看看，他们在报纸上登了什么。
这什么联省会议在各报上公告，中国未来之政体必为共和制度，至于究竟是美利坚式样的总统负责制还是法国式的内阁总理负责制，则将于本月25日决出。全国22省，现在已经有17省代表抵达南京，剩下两省代表也不日抵达，联省会议还要求其他省份如能派出代表可尽快派出，莫要错过表决时间。
这国家政体由联省会议表决了，那我们还同民党有什么可谈的？他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看咱们应当立刻给北京发电，并向各国公使请求同情，这议和已经没什么可议的了，民党分明是让我们来投降的，不是和我们谈判的。”
唐绍仪瞧了一眼有些失态的杨度，却先对着一旁还算冷静的杨士琦问道：“杏城，你怎么看这事？”
杨士琦将一叠份报纸放在唐绍仪面前的桌上，这才出声说道：“我看民党内部似乎是出了问题了，这些天的报纸上都在讨论一个案子，就是关于南军参谋陶骏保被杀一案。
这些报纸上都在谈论陶骏保的功绩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意指革命虽然发展迅速，但是还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了革命政权，这些人其实并不赞成革命，而是试图隐藏于革命政权内部颠覆革命政权。
如果革命政府不能揪出这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那么革命就将要走向失败。而在国外，如法国大革命或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带来的就是反革命的大屠杀。因此为了不使中国革命步失败的后尘，联省会议决定建立肃反委员会，并要求各省军政府对满清投降官僚进行甄别，和镇压试图破坏革命及谋杀革命将士的反革命分子。
一开始，还有一些报纸试图分辨，陶骏保案件是一个特例，且暗示陶骏保未必清白无暇，并认为南京联省会议的反应未免有些夸张了。但是之后镇江、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及东北三省等军政府通电支持联省会议，认为要追究陶骏保一案，并展开全面的肃反运动之后，这些报纸就马上转变了态度。
不过这两天关于陶骏保案又有了些新报道，据陶骏保之兄陶逊所言：其弟于阴历十月二十一日晚抵达上海，二十二日拜访了宋教仁、黄克强、《时报》总理狄楚青。二十三早谒庄思缄，中午至联军兵站晤叶子安，顷又至黄克强处，上北伐军队区分策，得晤执事。午后四时，乘马车至上海都督府拜谒陈其美，旋被害。
因此陶逊以为，杀人者并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而是上海都督陈其美。眼下东南是看起来一团糟，沪宁对立之局势已成，其他各省除了少部分居于观望姿态，大多数省份都支持联省会议对于上海都督府的声讨，但貌似联省会议并未采纳陈其美杀害陶骏保的说法，只是批评陈其美包庇反革命分子，是意图分裂革命政权，黄克强和宋渔父前往南京，正是为了调停上海都督府和联省会议对这件案子的分歧。”
唐绍仪听完了两人的意见后，这才对南方的时局变化有了些了解。他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数趟，方才停下对两人说道：“向北京去电这是应该的，项城应当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中止谈判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用武力解决民党，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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