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委员或多或少的对同盟会露出的不满，倒是让吴川吃了一惊。不过他也很快醒悟了过来，随着革命委员会发展形势良好，同盟会出身的党员对于孙、黄等同盟会领袖的仰慕正快速的淡化下去，这对于现在的党和革命委员会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吴川一边听取着各人的意见，一边默默的思索着，最终终于开口说道：“我们现在和过去已经不同了，过去我们不过是普通的革命者，不管说什么人民也不会记在心里。
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政权，一个政党，手中也掌握着一只强大的力量和上千万民众的前途，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会被人民认为是党和革命委员会的一种表态。
虽然我不太喜欢用政治人物这个词描绘自己，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那么一个政治人物需要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诚实？正直？还是信仰？
我以为是信仰，即便你真的没有也该让人民觉得你是有信仰的，因为这是人民跟随你前进的理由。否则哪怕我们把自己包装成道德完人，一个朝三暮四的政治人物也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因为人民是根据你的信仰来判断你是否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以你个人的品德来判断。
一个时常改变自己信仰的政治人物是无法取信于人民的，同样一个时常改变原则的政党也是无法获得其他政治力量的信任的。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着影响地区平衡的力量，如果不能让其他政治力量根据我们的原则来判断我们的行为，那么他们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
就像俄国的沙皇政府，即便我们得到了他们许多支持，革命委员会也不可能信任他们，为什么？因为沙皇政府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政府唯一遵循的原则就是无止境的扩张政策。即便与之相邻的地区再怎么倾向于它，它也一定会找机会把你吞并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再怎么困难重重，我们也应该坚持：反帝反封建。这面旗帜。一旦我们对这一口号表现出了动摇的姿态，那么跟随在我们身后的人民就会散去，而没有了人民的支持，即便我们现在看起来如何形势大好，终究要被周边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联合绞杀，要么就是政权的彻底变质。”
吴川如此坦率而直白的告诫，令在座的几位委员都有些悚然而惊了。特别是对于宋云桐而言，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虽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吴川确实有出卖利益的举动，但是在党内和公开场合吴川的主张倒是始终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他一直都以为，对方这是有说一套做一套之嫌疑，不过他心里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这正是共和党这个团体所需要的领导人。如果对方是如孙、黄这样的革命圣人，确实是值得革命党人敬仰，但是跟着他们革命的普通人可没看到有什么好结果的。
宋云桐虽然坚持革命，但也不愿意在仇人杀害了自己之后逍遥法外，自己却得到一副挽联的下场。看起来死后尊荣无比，但怎么看都太过憋屈了。陶骏保一案的爆发，不仅仅是摧毁了其他革命党人对于同盟会的信任，就连宋云桐这些对同盟会颇有留恋的旧会员，也彻底对孙、黄等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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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孙文在案发时都没有到上海，而黄兴也未必对陶骏保被害一事知情，但是他们一开始听闻案件之时，或沉默以对，或为沪军都督府辩解的态度，却让各省的同盟会成员意识到，原来革命圣人并不是没有人情，只是这种人情并不在他们这些底层会员身上。
对于原有信仰的破灭，将会使得大多数人更为抵触这种信仰，宋云桐正是其中一个。所以他才会难得的，和自己看不上的工人委员站在一起反对临时政府。
不过现在吴川的表态，又使得他不得不谨慎的出声问道：“如果我们不能退出临时政府的话，那么吴主席您的意见是什么？”
吴川思考了数秒后说道：“革命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保卫人民的利益，按照临时约法成立的临时政府原则上和我们并无不同。
因此，我认为如果临时政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为了更好的保卫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服从。当然我们应当明确的告知人民，而不是秘密和临时政府达成什么约定。
对于袁世凯方面我们也应该给与同样的回答，如果袁世凯能够保卫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支持他。如果他只是想要拉拢我们捍卫满清政府或北洋集团的私利，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支持他的。”
其他委员还在思索的时候，吴泰已经反应了过来，向着吴川求证道：“主席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公开发表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在对日外交上的主张，然后交给临时政府去交涉？顺便也就堵上了孙大总统的要求？”
宋云桐也接着醒悟了过来，连连点头说道：“这个主意好，就算临时政府谈下来了，那也是我们主张在先。要是临时政府谈不下来，人民也只会抱怨临时政府办事不利。我支持这个办法。”
吴川确立了方向之后，委员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而有了对方临时政府的策略，对于袁世凯方面的拉拢，革命委员会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之后，这场小范围的谈话也就宣告结束了。在各位委员离去之后，吴川便起身向秘书张云荣说道：“给我备车，我要去探望一下列别捷夫教授。”
距离吴川住所约一公里外的一处俄国人居住区内，一所带有小花园的两层建筑，就是前莫斯科大学教授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列别捷夫的住所。
这位1866年出生，1891年获博士学位，1900年就被任命为了莫斯科大学教授。1910年用实验证实光对物体的微小压力，并著有《光压实验研究》一书，是当代俄国最为出色的科学家之一。
莫斯科大学全名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建立于1755年，是俄国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院。不过随着1905年革命时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该组织呼吁推翻沙皇，建立一个共和国后，这所大学就成为了沙皇的眼中钉。
1905年之后，沙皇政府多次关闭莫斯科大学，从而造成了整所大学的左倾化。1911年因为斯托雷平被刺杀，沙皇政府再次掀起了对于社会主义分子的大规模打压，顺便再次关闭了莫斯科大学。
于是有130名科学家和教授发起了了一场集会，以抗议军队入驻校园。但是这场集会遭到了暴力镇压，一些教授被殴打，上千名学生被开除。在吴川的努力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帮助下，彼得堡决定把不可靠的教授和学生发配到哈尔滨建立一所大学。
去年12月中，一些教授和学生就陆续抵达了哈尔滨，预备筹建哈尔滨工业学院。列别捷夫正是这些教授中最为出色的一位，也是在他的带动下，莫斯科的不少教授和学生才决定接受政府的命令，自愿前往哈尔滨。
只是列别捷夫在和政府的对抗集会中受了寒，又经过这样一场长途跋涉，因此抵达哈尔滨后就得了急性肺炎。如果不是磺胺药物发挥了效力，这位搞不好下车不久就要埋骨于异国他乡了。
就如同吴川高度重视这些从俄国而来的教授和学生，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同样重视着他们，在吴川抵达列别捷夫的住所时，捷尔任斯基正打算离开。
于是在门廊内两人进行了一场简单的对话，吴川顺便提了提地方上对于肃反的意见。捷尔任斯基皱起了眉头说道：“这样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如果不撕破了这些人对于地方的控制网，我们就无法真正把党和民众联系起来。
现在处理反动分子尚且有人为其说话，那么我们想要派人下去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到时候反对的声音岂不是更多？要我看，我们现在就应该一次性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压制下去，接下来党要执行什么政策，也就没有什么人敢跳出来阻扰了。
我们现在向他们退让一步，只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
吴川耸了耸肩说道：“我并不是要向后退，但是我认为我们一次最好只打击一批人。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声音，党还是要听一听的。像现在这样，把打击范围扩大到家属、亲戚身上，甚至连把土地卖给日本人的也被视为了反动分子，这将会使委员会内部的中间派人士对党的目的产生焦虑，从而削弱了我们整体的力量。”
捷尔任斯基沉默了片刻之后，方才出声问道：“那么你的想法是什么？”
吴川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我们对地方治理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这些本地大户在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刚好北满又需要大批的人手加以开发，我以为不如对反动分子和摇摆分子的惩罚加以区别。对于那些坚定的反动分子自然要毫不留情的加以镇压，对于那些愿意悔过的摇摆分子则以宽大处理。
可以让他们把南方的土地交出来，然后在我们制定的北方地区进行开荒，以2比1进行土地置换。至于他们在南方的土地，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分配给军属，拿出一部分进行拍卖，只能以我们发行的公债进行竞拍。
这样一来，我们既安抚了中间人士，也可以打破南北大户之间那点默契，从而确保他们难以联合起来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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