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的话怎么能信？洋债就更不可借了。前清借了这么多外债，到最后不是连自己都赔进去了吗？”
“洋人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信，洋债也不是一点不能借，但是一次借这么多今后怎么还的了…”
“我觉得吧，和德国人借点钱还是可以的，至少革命以来德国人没少帮我们，可见德国人是外国人中少有的赤诚君子。但是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钱还是少借为妙，他们从来都没有帮过我们，天知道这次要借钱给我们存了什么心…”
“借钱修水利、办工厂、修铁路都还说的过去，但是拿东三省的土地作为抵押，我认为是不妥当的。要是我们一时还不起，岂不是连家都没了吗？”
“好不容易才把日本人打回去，这日本人在满洲权益还没有收回来，这就要把其他列强请来东北了？那我们这么积极的和日本人作战是为了什么？”
“…用的是东三省土地、利益抵押的借款，为什么项目大多在吉林、黑龙江？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奉天百姓负担的债务要比吉、江两省多的多，就算不能照着人口比例分配，好歹也该三省平均一下吧。这是在歧视我们奉天人…”
“流了这么多血，好不容易才建立了民国，眼下难道不是应该废除前清的苛政给百姓以休息吗？为什么要大动土木，劳民伤财…”
坐在这五、六十位中央委员之间，听着这些反对的声音，吴川这才发觉自己忘记了一件事，共和党内因为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所以党内反对的声音不多。但是革命委员会内部几乎已经没有俄国人了，这些中央委员们对于革命是支持的，但是对于建设国家的想法却未必和他一致。
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的破坏，之前和外国资本家代表们的谈判，几乎都是由工业委员会出面的。因此非工业委员会成员的中央委员们，只是知道有投资借款一事，但还真不清楚这个计划会有这么庞大。
这些中央委员们倒是能够理解向外国借债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一直都认为借债是用来维持革命委员会的运转，是短期和数量不多的。而虽然经历了一场大战，但是革命委员会的财政状况目前还很良好，远比关内的南北政府要充裕的多。
因此当宾步程以工业委员会的名义抛出了对外投资借款的初步意向，交由中央委员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时，顿时激起了极大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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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初起能够走到中央委员这一位置，还是在革命委员会两次整肃之后巍然不动的，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便是实力派人物，他们虽然服从于共和党的领导，但并不代表他们会盲目的服从吴川的要求。
如宾步程这些海外见过世面的留学生拼命想要把中国变为另一个欧洲一样，也有许多中央委员是抱着存继华夏民族，不能成为第二个印第安民族的念头才投身于革命的。面对这种思想上的交锋，吴川也只能不停的用言论去说服其他人，而没有想过使用其他手段，或者说还没有到使用其他手段的时机。
这样一来，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的召开时间就意外的延长了，原本只是作为会议一个议题的工业发展计划，现在倒是成为了本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的重点讨论对象。
只是在革命委员会这边不停的开会时，外面的环境却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日本经济终于撑不住了，3月8日日本银行宣布暂时停止兑付黄金，日元一下贬值了17个百分点，实际购买力大约只有去年日元的52%，海外的日本公债开始出现抛售潮，进出口贸易数值的锐减，在增加了国内的失业率后，国内的物价也开始飞涨。
3月10日，大阪和东京出现了罢工，东北地区则出现了贫民抢米事件。3月11日明治天皇下令发宫内存金购买粮食救济贫民，西园寺首相于同日正式宣布从满洲地区撤军，并请求英国盟友调停满洲冲突，早日恢复东亚之安宁。
3月12日，在英、法驻哈尔滨领事见证下，王葆真代表革命委员会和日方代表落合谦太郎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委员会以5千万日元的价格购回南满铁路一半之股权，南满铁路的日本职员通过革命委员会考核之后可以留用，但是军警人员一概辞退。
鉴于革命委员会已经拥有了维护满洲治安之能力，因此日方决定撤销南满铁路护路军的编制。并确认大连、旅顺为中国领土，日本只能租借用于商业之权利，并无将该地实施殖民化、军事化的权力，故日方将撤销关东都督府这一机构，之后两地之行政、司法等管理问题，将会和中国政府另案交涉。日方承诺，在未得中国政府之同意下，日方将不在上述地区驻军。
革命委员会承诺，对于日本政府及日本人之合法财产将予以保护，但是对于那些非法窃取的中国国家利益或中国人财产，革命委员会有权予以没收。
日方理解革命委员会之立场，但是对于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日方要求革命委员会慎重考虑，特别是本溪湖、鞍山、抚顺、烟台等煤铁矿…
总的来说，革命委员会和日本都有着各自所面临的困境，最终都不得不向对方作出了让步，从而尽快恢复双方之间的和平，好回头专心对付自己国内的问题。不过对于北朝鲜的问题，双方却都不肯相让，最终只能搁置一边。
原敬在协议签署之后就动身返回了日本，于3月15日晚抵达了东京。3月16日早上，原敬前往了官邸向西园寺汇报了自己这趟满洲之行。
西园寺看着原敬携带回来的协议，不懂声色的向其问道：“那么照你看，当前的满洲是个什么状况？革命委员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原敬思考了良久，方才慎重的回复道：“不管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时斗的多激烈，未来之中国必然是属于吴川和其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的。”
西园寺有些惊讶的把目光从面前的协议上挪开，注视着这位亲信问道：“为何你会这么确定？”
原敬不慌不忙的说道：“革命委员会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活力和组织力，他们既不像同盟会的人在宣传革命时那么的歇斯底里，也不像满清官府对一切新事物都敬而远之显得死气沉沉，他们是一群对于中国未来抱有希望的各阶层杰出人士的组合体。就好像是一群属于中国的维新志士。
我想阁下应该清楚，这样一群拥有理想的高洁之士聚集在一起，将会对一个国家产生多大的能量。而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并能使用这种力量的关键人物，就是吴川。
和吴川相比，袁世凯有娴熟的政治手腕，但却没有能够激动人心的东西。孙文博士虽然能够激发出年青人的热情，但却缺少团结同志和组织民众的能力。再加上吴川的年纪才25、6，而袁世凯53岁，孙文45岁，因此只要不出意外，日后之中国必是其人其党之天下。”
西园寺有些不大相信，看着原敬问道：“可他毕竟还是一个年轻人，革命之前还是默默无闻之人，难道满洲的民众真心会信服于他吗？满洲终究不是关内，这里是满人的老家，总该有对革命委员会不满而忠诚于皇室的群体吧？”
原敬不以为然的说道：“也许这样的人会有一些，我以为绝不会多。自革命爆发以来，满人官员自杀殉国的还不及汉人官员多，改朝换代流血如此之少，在中国历史上是难得一见的。中国人是否真心支持共和我还不能确定，但是对于满清之厌恶，恐怕是万众一心的。
吴川在革命前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在他带领民众打倒了满清在东北的统治，又击退了我国的干涉之后，现在恐怕就不能将其看成是默默无闻之人了。更何况，在他的身边还有这么多中国豪杰的支持，满洲即便有些满人不甘心也不会去挑战这样一个强势的军政集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勇气的话，袁世凯也就难以复起了。”
西园寺沉思许久之后，方才无奈的说道：“这么看来，我们对于中国的政策要有所改变才行了。否则我国在东亚就将完全陷入孤立境地了。”
原敬点头称是道：“确实应当如此，就目前的东亚及中国局势来看，山县等人主张的对华策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中，加入列强这一方瓜分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我们还是应当回到过去的兴亚论主张：帮助中国从列强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加以影响，使中国成为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基石。
以我和吴川的单独交谈，我以为吴川并不反对兴亚论的主张。只是他怀疑日本是否真的有心和中国相互提携，共同兴盛亚洲文明。”
西园寺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要如何才能让他不怀疑日本对于大东亚主义的志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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