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常务委员经过开会讨论之后，决定遵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向济南发起进攻，给山东愈演愈烈的反革命活动一个狠狠的还击。
宣传委员陈翼龙在会上就激烈的表示道：“早就应该给这些北洋反动派一个还击了，此前我就说过山东的群众过的实在是太苦了，他们不仅承受着地方封建乡绅的压迫，还要承受着帝国主义和买办的剥削，实在是比华北其他省份的民众承受了更多的剥削。
我们是要坚持对人民宣传革命的主张，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的阶段。我们现在有着这样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去解放山东的民众，收缴那些地主乡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还有我们现在是否还有必要同德帝国主义和那些资本家合作下去？
德帝国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支持了我们，但是他们也正在利用我们加强他们对于山东的统治力量。山东的棉花、煤炭、铁矿石和从长江流域运来的大量资源，在青岛加工之后大多运往了德国，这难道不是一种剥削吗？
而那些资本家们，从我们这里获得了机器、技术和其他帮助之后，一转身就去压迫工人阶级了，还振振有词的说：大家现在都是这么办厂的，要是不这么办工厂就要折本关门，而且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两条腿的活人却多的是，现在每天跑来青岛的外地人这么多，他们能够按照革命委员会的命令把这些人接纳进工厂养活就不错了。
你们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他们从我们这里廉价租去了机器，又得到了免费的技术指导，也是在我们的努力扩大青岛电力、煤炭的供应下，才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可转过身来，他们却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帮着我们养活难民…”
从北京撤到山东的关肖权不得不打断了陈翼龙的话说道：“对德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合作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陈委员你加入本党不久，可能还不太了解本党的纲领。
本党的纲领和你过去参加过的中国社会党不同，我们虽然认同社会主义，但我们并不认同人民需要一个救世主去搭救他们，人民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自我觉悟。
所以本党的任务是告诉群众，他们的苦难来自何处，为什么他们要承受这些苦难，我们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反抗压迫，但我们不会做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
如果人民不能觉悟只有自己的反抗才能打碎自己身上的枷锁，那么我们从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那里夺来又分给他们的果实，终有一天还是要被新的压迫者所夺走。甚至于，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我们，就是新的压迫者之一。因为我们所分享给工农的，自然也就能被我们所收回。
至于我们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而满清又通过愚民手段统治了中国2百多年，我们同西方的差距是一个清王朝这么大。而且随着西方科技的再次爆发，我们继续原地踏步的话，双方之间的差距只会进一步加大。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过去，西方人在我国耀武扬威，不过是凭借着巨舰大炮，就算顽固保守的满清，也能通过购买机器和派遣留学生，建立起一支北洋舰队来。我们不讨论这只舰队能不能打，但至少这只舰队和列强的装备已经相当接近，在相同素质的人员操纵下，未必不能同列强一战。
但是今日西方的科技已经不仅仅只有巨舰大炮，看看青岛新建的这些化学工厂和机器制造厂就知道，我们对于这些化学反应和机器制造的方式完全一无所知，光是学会如何操作它们，就需要对工人进行半年以上的培训，更别提如何去了解其中的原理了。
再说我国过去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茶叶和瓷器，现在也被日本、印度和欧洲所生产制造，他们的质量甚至还超过了我们。主席曾经说过，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不仅越来越近，就连各地的特殊物产也逐渐成为了普通货物。
我国的蚕种、茶种去了日本和印度，美洲的橡胶、咖啡来到了亚洲，这也就意味着世界贸易正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而这个买方市场现在正牢牢控制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全球贸易网，那么当我们同帝国主义真正翻脸的时候，就会陷入孤立和被封锁。
一个科技和经济都落后于世界的国家一旦被世界贸易拒之门外，那么我们的经济、科技不仅将会停滞不前，就连我们的伟大事业也将面临失败的边缘。
所以，在当前和资本家、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只能让民众扬眉吐气几天，但并不能解决我国落后的根本面貌。我们必须忍耐下去，直到帝国主义走向衰败。反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需要的并不仅仅只有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同样有这样的需求。”
恒宝昆这才插嘴打断了两人的争执说道：“当然，陈委员的想法是好的，现在某些资本家也闹的过了些，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约束。至于使用什么方式去约束，我看还是等我们打赢这一仗再讨论。现在还是请张委员替我们说说这场仗该怎么打吧。”
陈翼龙终于默默的坐了下来，张孝准于是把一张山东地图摊开在了会议桌上，向委员们说道：“驻山东的北洋第五师，是原北洋第五镇改编而来。
虽然这一部队是北洋的核心部队之一，但是和其他北洋部队相比，却还是逊色不少的。因为北洋第五镇是1905年四月，由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抽调人马，加上先锋队十二营改编的，成军之后就驻扎于山东几乎没有动弹过。
辛亥革命山东革命军也算是和第五镇有过几次局部冲突，虽说双方各有胜负算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山东革命军不过是一只临时招募的武力，由此可见第五镇的战斗力并不强。
而本次南方革命开始，第五师却又派出了一个旅南下支援冯国璋作战，如今在山东的力量就只有一个第九旅和一个刚刚组建不久的训练旅。
第九旅主力驻扎于青州，明显是防范我们和胶东半岛尚未完全解散的山东革命军小股部队的。训练旅和第五师师部则驻扎于济南，算是第九旅的后备支援。不过照我看，只要我们一战打垮了青州的第九旅，靳云鹏就要左右为难了，因为没有了第九旅作为依靠，训练旅根本排不上用场。
第九旅的主力虽然驻扎于青州，但在潍坊还放有一个团的力量。因此我们打算通过铁路将一个营的力量运动到青州和潍坊之间，切断两地的交通，然后集中力量打下潍坊之敌，如果青州之敌被我诱出，那么就一鼓作气在潍坊以西的野地歼灭其增援部队。
一旦这两只部队被我军全歼，那么第九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向济南进军的力量了。靳云鹏若是带着部队从济南出来增援青州，倒是更省下了我们不少事。
只是和第五师对战我军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场战争之外倒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军和山东革命军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处理？第二个是加入第五师向我们投降，我们要不要接受？第三个这场战争打完之后，我军和济南将以周村为界线，那么胶济铁路以南地区我们该以何处为界线？胶济铁路以北，我们又该怎么处理？”
张孝准把这场作战说的轻描淡写，不过以恒宝昆为首的东北委员们却并不怀疑，他们平日里也是很关心军队建设的，不管是此前的青岛守备旅还是之后从东北调入组建的第六野战师，装备、士气都要比他们见过的北洋军和山东革命军强的多，因此他们并不认为张孝准的话语有什么夸大的。
对于张孝准的问题，几位委员商讨了一会，恒宝昆就总结着向张孝准说道：“我们可以接纳山东革命党人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山东，但是军队不允许进行分裂。我授权给你，将山东革命军的残余力量改组为第二守备旅，如果不愿意接受改编的，就收缴他们的武器，不再允许他们在我们的控制区内进行活动。
对于第五师的投降可以接受，但是除了山东籍的士兵之外，其他人进行政治教育后一律于战后释放回家。至于战后和北洋派的分界线，胶济铁路的以南的诸城肯定是要拿下的，以北的莱阳和莱州、龙口等地也不能再给北洋派了。
总之，战争结束之后，胶济铁路以北只有我们和山东革命党人之间的问题，和北洋派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自9月12日支持北京的滇军攻入重庆之后，北京大总统府上下人等都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就连一直担忧东北革命委员会有什么异动的杨度、梁士诒等北洋智囊人物，眼下也都松了口气，认为大事底顶，就算革命委员会再有什么动作也无碍大局了。
袁世凯更是觉得，这是民国创立之后自己过的最舒心的几天。再看到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之后，他立刻颁发了对于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等国民党骨干的通缉令。他倒不是真想要把他们抓起来，而是想要借助这样的手段把这些捣乱者赶出国去。
然而让他有些意外的是，陈其美居然向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自首了。他立刻叫来了杨士琦说道：“孙文、黄兴也就算了，这两人虽然爱捣乱，但也做不成什么事，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名气太大，杀了他们到时比宋教仁案还难处理。
但是陈英士就不同了，按照北面的说法，这个人做事太没有底线，不除掉他东南就永无宁日。眼下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了东南几省，这也是今后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之地，决不能让一个陈英士给搅得鸡犬不宁。你安排个可靠的人去上海一趟，就不要让他再出来祸害民众了。”
杨士琦点头应承了下来，不过他马上询问道：“眼下南方的民党都督是都废除了，可是北京这边还有几百个国民党议员，这些人该怎么处理？是都抓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赶出京城去？”
袁世凯冷笑了一声道：“这些人现在不过是无主孤魂，想什么时候收拾他们都行。再等等看，只要有人愿意洗心革面，我还是愿意给他们一条生路的，剩下那些看不清方向的，到时再处理了吧。我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我们对革命委员会是不是也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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