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外区的哈尔滨大剧院是1913年建成的地标性建筑，和北头道街的同记百货商场、工农超市一起构成了新道外的商业圈子。
1913年10月，改造一新的头道街商业街正式开始投入运营，一个月后此地的人流量就超过了道里的旧商业区。和一味追求奢华的俄国高档商场或是老式的中俄杂货铺的风格不同，在吴川的建议下头道街的商铺都改成了简洁明亮的装饰，还完成了电气、街面和上下水的改造，几乎已经和后世的城市商业区相差无几。
这种集中商业的模式，又通过商品的价格或风格进行细致划分市场的店铺经营理念，很快就击败了道里区分散式的商业经营方式，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在严格的打击了城市的犯罪行为，又取缔了黄赌毒产业之后，道外的治安环境已经和道里相差不远，甚至可以说整个城市的治安都变好了。
因为城市治安的良好，使得这座城市的居民不再有什么禁止出入的地方，那么民众自然就会涌向城市中最热闹的区域消遣，而头道街商业区不仅有着丰富的商品可以消磨时间，环境也非常的干净舒适，且还有一处消费不高的大剧院，自然就吸引了城中大部分年轻人。
而便利的公共交通和城市建设带来的工作机会，使得哈尔滨的城市居民手中变得相当宽裕，这也是头道街商业街开张后会爆红的原因。就连那些原先不愿意踏足道外区的俄国中产阶级，现在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消费习惯。
现代商业的经营模式给俄国商人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他们刚刚来哈尔滨时带给中国商人的冲击。只不过中国商人见到了新的商业模式就会去试着模仿学习，而俄国商人则是习惯性的先向俄国官员告状，试图对头道街的商业加以限制，以维护自家商铺的利益。
只不过现在的哈尔滨虽然有着众多的俄国官员，但是从中东铁路管理局到哈尔滨特别市的俄国官员都很清楚，这座城市究竟是谁说了算。1913年年初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革命委员会就增强了北满各地的兵力，并特别加强了哈尔滨的驻军。
吴川从国外回来之后虽然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但是在他的建议下中俄军队都退出了市区，只是哈尔滨的警察部队是控制在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因此双方军队的撤离不过是让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警察部门掌握了这座城市的唯一武力。
而除了武力上的不平等之外，在特别市管辖区扩大的范围中，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官员大多投资了新城区的商铺或住宅，道外区的繁荣也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和这些俄国商人的利益及少数大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官员的反对相比，显然这些获益官员更在乎自己的利益，毕竟彼得堡也没打算要同中国人开战的意思啊。
于是到了1913年年底，作为外人的俄国人在哈尔滨第一次意识到，哈尔滨的真正主人到底是谁。虽然在海拉尔等革命委员会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俄国人还是一贯横行霸道，但是在哈尔滨市内，俄国人终于开始变得温和了起来。
哈尔滨大剧院是仿照莫斯科大剧院重新设计而成，分为大剧场和小剧场两个部分，大剧场用来放映电影或上演戏剧，小剧场则是魔术、杂技和评弹等杂剧。这一剧院的落成，立刻压倒了俄国人在道里区建成的小剧场和各种俱乐部舞台，成为了哈尔滨最大的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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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吴川主张这一剧院应当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大剧院虽然造价不菲，但是门票的价格却不高，除了特殊剧目外，基本为5分一场的价格。因此大剧院一开张就引来了许多市民的关注，花上5分钱在剧院里看上一场表演或电影，成了哈尔滨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哈尔滨的电影产业还在摸索之中，但是在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还是拍出了第一部剧情默片辛亥革命，当然这部片子着重宣传了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发起的革命经过，把武昌起义简单的描述为受了哈尔滨起义的感召。
这部片子播放不久就受到了齐齐哈尔革命委员会的抗议，他们认为片子中有多处不实，首先齐齐哈尔才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哈尔滨起义只是策应了齐齐哈尔起义；其次，吴川同志是在齐齐哈尔建立起了革命的组织，然后才转移到的哈尔滨。
作为影片出资方的哈尔滨革命委员会认为齐齐哈尔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无理取闹，只是长春革命委员会也表示了不满，认为这部影片完全没有突出长春起义对于革命的贡献，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辽宁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敢和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争夺大革命的贡献地位，但也委婉的表示沈阳的革命同志一直都是吴川同志最坚定的支持者。
在这场争夺革命首功的争吵中，最失落的大约要算是吉林革命委员会了，作为原吉林省的省会，眼下在省内的地位差不多被长春抢了，而在大革命中又无什么功劳可言，再加上孟恩远刚刚被定罪，因此只能做和其他二线城市那样，眼睁睁的看着这四座城市争夺革命首功的话语权了。
当争执闹到了吴川面前之后，吴川不得不下令电影制片厂就各方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并把片名改成了革命在1911年。只是他的处置虽然安抚了关外的各革命委员会，但是并没有预料到日后这片子进入关内播放时又惹来的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最终某位委员把革命改成了吴川，才算是结束了中国首部默片引发的争论。
不过这场争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和吉林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从而意外的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914年1月1日，哈尔滨大剧场内座无虚席，在哈尔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人物都来了剧院观看新年戏剧。这是革命委员会第一次搞这种新年集体庆祝活动，坐在二楼的吴川看着下方的委员们，心中默默的想着也就是少了个电视转播，要不就圆满了。
今天的戏剧是新排练的京剧剧目大闹天宫，通过对旧剧目大刀阔斧的修改，去掉了旧剧目中的愚昧迷信思想和伦理说教，这出大闹天宫就成为了一曲颂扬造反精神的革命戏剧。经过了革命委员会众多知识分子的修改，这出戏的台词要比旧剧简洁优美了许多，而曲调和唱腔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
在经过了这些改进之后，这出京剧的思想和节奏变得较为适合吴川这个后世人的三观和观赏习惯了。而对于正开始接受新文化洗礼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们，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京剧，倒是让他们看的津津有味了起来。
当然对于吴川来说，京剧无论怎么改，他也是难以长久欣赏下去的，在他那个时代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了看本电视剧都要手动加快的程度了，还谈什么欣赏一整出戏剧呢？因此在开演没多久，他就把注意力从舞台上挪开，和坐在自己身边的梁廷栋闲聊了起来。
“…你推荐的那个任辅臣同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革命卫队试图调查和孟恩远相关的旧23镇人员时，抵住了革命卫队的要求，保证了旧23镇官兵的情绪稳定，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已经和其他委员们商量过来，决定下个月正式颁发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的总政委，去掉代理两个字。这样你也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地方建设工作中去了。”
梁廷栋小声的回道：“任辅臣同志虽然此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投机革命的人。能够在这次案子中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我也很为其高兴。我相信在他担任了总政委之后，一定会忠诚于党和革命的。
此外，既然主席提到了地方工作，我也还是想要向您汇报一下我在地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蒙地开垦移民和当地牧民之间的矛盾…”
吴川听完了梁廷栋描述的问题之后，沉吟了片刻后向他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梁廷栋有些苦恼的说道：“那些蒙古王公们总是当面说好，但转过背去就放任甚至撺掇底下的牧民抗垦，虽然我们加强了对于武力抗垦的打击力度，也加强了宣传工作，但是效果还是不大。我觉得大约只有尽快把铁路修过去，用铁路把蒙地加以分隔，才能降低牧民们的反抗。”
吴川思考了一会之后，摇着头说道：“修建铁路打破蒙古王公对于牧民的控制，确实是一个办法，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希望牧民开发蒙地，还是应该加强宣传工作。我以为当前你们遇到的问题不是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而是宣传方向出了偏差。
对于牧民除了宣传开垦蒙地的意义之外，也要告诉他们能够获得什么好处，而且我们要切实的保证这些好处能够落实到普通牧民家里。我认为，对于人民的宣传要谈利益，且非谈利益不可；至于道德，那是留给我们自己的。要是对人民呼吁道德，把利益都留给了自己，那么我们同旧的统治者又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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