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日本人，不无遗憾的说道：“野村先生，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日本陆军的把柄，即便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出卖给您。做生意的商人都知道要讲信用，何况是我们呢。”
野村吉三郎海军中佐对于王葆真的话一个字都不信，不过此时伪装成一名日本商人的他却显得极为谦恭的向对方劝说道：“可我认为，我们日本海军才是贵方的好朋友。
不管是山本首相还是斋藤海相，一直都是主张对华友好的，我们一直都认为只有日中双方结成同盟，才能抵抗欧美白种人对于亚洲的殖民政策。
但是日本陆军却不这么看，他们念念不忘向大陆扩张的政策，正是日中敌对的矛盾根源。此次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海军的骤然发难，未尝不是陆军在背后捣鬼，试图用一桩海军的丑闻来转移国民对于陆军过去一年多来的责难。
海军领导的内阁倒台，将会让陆军重新翻身，今日日本所实施的对华友好政策恐怕都将会荡然无存，倒时日本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将彻底恶化。我想这也是贵方所不愿意见到的，因此我们才迫不得已向贵方请求帮助。”
日本海军的某重大事件，就是上个月日本《时事新报》透露，德国西门子电机制造公司长期向日本海军当局行贿。并爆出了西门子电气公司东京分公司职员盗取的关于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的文件，日本舆论顿时哗然。
在陆军的鼓动下，日本政界也对山本权兵卫内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海军不得不成立了检查委员会对“西门子事件”展开调查。结果不仅查清了围绕千叶县船桥附近的海军无线电信所建设接受了西门子公司贿赂的事件，还发现了在订购巡洋战舰金刚号期间，海军通过三井物产公司收受英国维加斯公司贿赂的事件。
这两起事件一爆发，顿时引发了日本各界更大的愤怒，山本内阁已然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焦头烂额的日本海军几乎已经走投无路，海军大臣甚至派出了自己的秘书官偷偷前来东北，试图从革命委员会挖一些陆军的丑闻回去，用于转移国内舆论的视线。
只是在革命委员会看来，日本的陆海军其实就是一丘之貉，去年汉口、山东发生的日本间谍案，使得日本政府的骄横无礼姿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日本在二次革命期间派遣现职军官侦察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说，驻汉口日军派出的西村彦马少尉大约还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在明知汉口江岸停车场已经被确认为军事重地实施了戒严令的情况下，西村不顾北军步哨警告擅自闯入警戒线内，并用短刀刺伤了值班少尉武开疆。
这一事件明显责任在日军方面，就连汉口日本领事馆在调查之后也如实向国内汇报，认为应当低调处理此事。但是陆军省却不干了，在陆相楠濑的坚持下，日本内阁最终向北京发出了这样一个蛮横无礼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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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西村少尉下手者和现场的将校处以严刑，执行刑罚时汉口的日本将校现场列席；2、直属大队长免官，严重申斥其监督上司：联队长和旅团长；3、所属师团长或司令官亲自赴领事馆谢罪；4、中国政府公开向日本政府表示遗憾之意。
忙着和国民党及革命委员会开战的袁世凯把这件事推到了黎元洪头上，结果就是以黎元洪亲自前往汉口日领事馆道歉并对西村进行慰问、赔偿取代了第三、四条要求，算是解决了这一事件。从山本内阁对于陆军的纵容姿态来看，日本海军的对华友好政策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一旦陆军煽动起民意，海军立刻就屈服了。
正是在日本间谍案的处置上，原本对于山本内阁还抱有好感的王葆真大为失望。当然对于北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失望的人就更多了。袁世凯在这一事件中虽然用政治手腕让黎元洪顶了中央政府的责任，从而解脱了北京政府的困境。
但他忘记了一件事，他现在已经不是前清的北洋大臣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有些责任是推脱不掉的。黎元洪虽然在明面上丢了脸，但是稍稍清醒一些的国人只会把这笔账算在北京政府的头上。比如革命委员会就拿着这一事件作为案例，对全军、全党进行了思想教育，一方面揭穿了日本所谓对华友好政策的欺骗性，一方面则批评了中央政府不作为。
虽然心中对于野村的话语不以为然，但王葆真却一脸真诚的称赞了山本首相上台以来对于中日友谊的贡献，随即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虽然极想帮助山本首相脱离当前的困境，但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爆发的实在太快太密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海军的某重大事件已经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焦点。
这个时候即便你们抛出一些陆军的黑幕，我看日本的国民也是不会关注的。甚至于陆军还会借此指责海军与我们勾结，从而给海军的脚上再绑上一块大石头。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只能回复你，革命委员会没有什么陆军丑闻可以出卖的，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帮一帮你们的，让海军至少可以体面的下台。”
野村吉三郎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王葆真问道：“贵方打算怎么帮助我们？”
王葆真身体稍稍向前倾倒，小声的向他说道：“我们将会在报纸上称赞日本陆军的勇敢，贬低日本海军的作用，并建议日本国民要求把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编入预备役。”
“贵方这是在帮助我们？还是在帮助陆军？”野村吉三郎刚一听到这个建议顿时勃然大怒的质问了起来，但是看着王葆真巍然不动的神情，他突然就醒悟了过来，他向着对方鞠躬道歉道：“这确实是在帮助我们，刚刚是我情绪过于激动了，还请阁下谅解…”
西门子事件的爆发，让海军在国民中的声誉已经降到了最低，事件的主角松本和被视为下一任海相的热门人选，因此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已经无法做出脱身事件之外的超然姿态。在国内舆论的连续攻击下，山本首相之所以不肯谢罪下台，就是知道此时一旦谢罪下台，海军就要彻底的被清算了。
而对于海军来说，最为严厉的后果就是，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一并编入预备役，这样在短时间内海军再无一名统帅人物，今后就要变成陆军的附庸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海军虽然没有抓到陆军介入此事的把柄，也把这件事算在了陆军头上，这才想着从革命委员会这边弄出点黑料来，泼一盘脏水回去陆军。正如事件爆发后某位海军将校所言，“今日海军最大的敌人不在国外而是在国内。”
但是如果革命委员会首先把这一最坏的结果当成建议公开出来，日本国民自然是不能接受敌人的主张的。不管野村再怎么大谈日中友好、同盟之类的话语，他心里还是明白日中是敌对关系的，日本的国民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对于一个骤然而兴的岛国来说，最令日本担心的不是什么域外大国的威胁，而是过去那个一直压在自己头上数千年之久的大陆国家再一次苏醒过来，从而再一次夺走日本崛起的国运。因此只要中国不继续衰落下去，不臣服于日本，就是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最危险的敌人。
野村吉三郎和王葆真会晤完毕后就在当晚坐火车悄悄离开了哈尔滨，就好像他三天前静悄悄的出现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王葆真也很快就把同野村会晤的结果向吴川进行了汇报，吴川放下了手中的电文说道：“今天东京召开了记者大会，对山本内阁进行了又一次声讨，我看就算明日日本国会否决了对山本内阁的弹劾案，这一届日本内阁的寿命也要进入倒计时了。
虽然日本陆海军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我宁可日本加强海军也不愿意日本陆军获得更多的资源，日本毕竟是一个小国，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多造一些军舰就得要少造一些机枪、大炮。这样我们和日本陆军的装备差距就不会在短时间内被甩开，没有了技术装备上的差距，日本陆军想要执行大陆扩张政策就是一个幻想。
这件事你和俆景魁委员商议一下，放手去做，一定不能让日本陆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彻底压倒海军，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王葆真点头回应道：“是，这件事我会同俆委员跟进。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就是关于新闻用纸的问题，现在教育委员会霸占了太多的纸张用额用于印刷各种教材、试卷，我们的新闻宣传单位都陷入了纸张不足的问题，而用外汇向国外订购纸张又一直通不过财政委员会的审核，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
对于王葆真的叫苦，吴川也感到了无可奈何。虽然东三省是一个木材资源丰富的地区，但是这里的造纸业却异常的落后，事实上此时整个中国的造纸业都很落后。而这种落后程度又是和满清落后的文化教育程度相适应的。
可一旦从农业社会的少数精英教育模式向工业社会的普及教育展开，那么两者之间消耗的纸张数量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问题了。再加上革命时期对于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视，也就更使得东三省的纸张紧缺成为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911年以自由公债向德国订购的十套圆网造纸机器，虽然是德国造纸业的成熟产品，一套机器一日出产纸张也不过才2吨，年产600-700吨纸张。十套机器年产纸张6000吨，虽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机器造纸大厂了，但是对于东三省的纸张需求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1912到1913年，革命委员会一口气进了80套圆网造纸机器，年产量好不容易才堆到万吨，但是去年东三省的纸张用量却突破了7万吨，自产纸张只能满足一半而已。
吴川只能对王葆真安抚道：“教育委员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光是去年东三省小学的入学人数就已经超过了35万人，再加上对工人、农民的扫盲活动，他们也一直对我叫苦不迭。
不过我已经同贸易委员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今年将会向德国订购产量更高的机器，加上制备纸浆的化学药水生产问题也解决了，过了今年纸张的紧缺应该会有所缓解。而且工业委员会研制仿照造纸机器也有了一些进度，至多2、3年我们就能自己生产造纸机器了，到时候就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至于今年么，我同宋云桐同志商量一下，给你们拨出一笔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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