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朋斯齐和谢尔盖的谈话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了，公使同样也知道自己拿谢尔盖没什么办法，只要他没法拿捏住远东密探局的错误，那么就别想让谢尔盖顺从于自己。
而只要谢尔盖不顺从于自己，他就没办法证明吴川也就是尼古拉少将和彼得堡的一班人组成了一个反对俄罗斯的小团体。按照他上面某些大人物的意思，远东的尼古拉少将应当和拉斯普廷联系起来，他们都是亲近德国的势力集团的成员。
在他们这个反俄亲德的集团倒下之后，站在他们身后的那位至尊也将因此而倒台，俄国的政治中枢才能恢复正常，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乌烟瘴气。说到底，就是谁该为西北战线失败负责的问题，主战派的权贵们不能向人民承认是自己的无能导致了西北战线的失败，那么导致西北战线失败的便只能是那些在战前反对开战的人或组织了，正是这些人的出卖才使得俄国陆军遭受到了西北战线上的惨败。
当然库朋斯齐这么做并不是打算挑起远东的战争，他和他身后的那些人不过是想要借这个机会制造出一个亲德反俄集团出来，然后在彼得堡打倒那些阻碍了战争胜利的宫廷庆幸派官僚而已。
谢尔盖上校的不配合，使得库朋斯齐公使只能去同马库金中校合作了。对于公使的暗示，马库金中校倒是立刻接受了，不过他表示自己才刚刚上任不久，恐怕很难立刻找到这两件案子的蛛丝马迹。
库朋斯齐只好对他说道：“中校先生，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拿出证据来，这对于你未来的前途很有帮助，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在远东待上一辈子吧？只要你能够拿到这两件案子的证据，我一定会给您安排一个家乡的美职，让您衣锦还乡的…”
马库金中校离开了公使的办公室后，就跑去向谢尔盖上校汇报了公使和自己的谈话。谢尔盖给他倒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坐回了自己的座位若无其事的说道：“那就照着公使先生的要求去调查吧，不过你要查的细致一些，一个人一句话都不要遗漏，这样的案子可不能草率行事。”
马库金中校瞧着谢尔盖有些疑惑的问道：“真的要查吗？公使先生连一份公函都不肯发，只是找我们过来进行口头交代，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岂不是拿我们当成可以牺牲的炮灰了。”
谢尔盖上校一口饮干了手中的酒，然后把玩着手的玻璃酒杯说道：“他还能在中国待多久？他现在这么上蹿下跳的，无非就是外蒙古的事被他搞砸了。
此前帝国政府已经和北京及哈尔滨签订了协议，中国军队退出库伦，中俄军队都不进入库伦地区，俄国驻库伦领事馆可以留下一只不多余200人的小部队以维护城市治安。
作为回报，帝国不会支持外蒙古地区的独立，只是协议上的墨迹都没干呢，库伦活佛就和蒙古王公搞出了一个什么共戴皇帝，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了，这岂不是擅自改变了承诺内容吗？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现在中国人指责帝国首先破坏了三方的协定，因此他们不再接受三方协议的约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的公使先生纵容自己的部下挑起了外蒙古的分裂行动，又无能力阻止中国人的武装重新进入库伦，所以这才着急想要往吴川身上扣帽子，希望能够在彼得堡的大臣们那里获得宽恕。
不过我认为，公使先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已经混了头了。明知道帝国已经不可能有余力在东方再挑起一场战争，还在试图和尼古拉少将过不去，所以他离开中国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你只要认真的去查案子，我相信他是没办法找你的麻烦的…”
对于德国公使辛慈来说，革命委员会和协约国展开谈判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老实说他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日本人会这么不经打，而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会占据这么大的优势，导致了他之前对于这场战争的预估都出现了偏差。
早知道是现在这个局面，他一定不会让斯佩海军中将把中国舰队带去太平洋群岛殖民地。凭借着中国舰队的力量，他完全可以迫使中国人被动的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但是现在，因为中国人死抱着无限自卫权不放，使得英国人也不愿意撕破脸向革命委员会宣战，而是试图谈判解决当前的僵局。
假如中国舰队还在青岛港的话，那么现在发起一场反海上封锁的战争，就能抹掉中国人无限自卫权的借口了。而英国人也无法再退让，只能向中国下达最后通牒。
如果能够把中国拖入到同盟国一边，至少俄国和日本的力量就要被吸引到远东来，从而为德国缓和东线方面的压力了。起码现在的中国比被俄国人打的焦头烂额的奥匈帝国要有用的多。
只是现在这个时机已经错过了，青岛港湾内虽然还有17艘德奥舰艇，但除了奥匈帝国的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外，其他不过是猎潜舰或鱼雷艇之类的小船，想要依靠它们冲出去和英日舰队对战，无疑就是去送死。英国人肯定不会把一只送死的舰队视为威胁，也不会在消灭了德奥在中国海岸边的最后一只力量后，再去挑衅中国人。
再加上，一开始中国人把大多数德国志愿兵都安排在了工厂和交通运输上，这也就使得德国在青岛的武装力量远远不及中国的军队。虽然这样的安排让德国人安全了许多，却也让德国胶澳总督府失去了对于青岛陆地防御的控制权力。
不管是胶澳总督迈尔.瓦德克海军上校，还是德国驻华顾问团团长沃尔贝克中校，都拒绝了他想要把中国人卷入这场战争的想法。瓦德克海军上校认为，“中国人已经做的够好了，我们不能在盟友身后捅上一刀，这只会让中国人远离我们，让在华的德国人失去革命委员会的庇护。”
至于沃尔贝克中校则回复他：“如果吴川打算站在我们这边的话，那么他自然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加入我们。如果他认为德国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话，那么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会让他站到我们这边来的。与其想方设法的让革命委员会加入到我们这边，倒不如帮助中国人狠狠的打击日本人，那么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
辛慈此时在北京也是觉得束手无策，他的无策不是看不到希望的无策，而是看到了希望却不知道如何去接近它。被重新调回中国接任公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职位其实对于这场欧洲大战并无多少助力。战争开始之后，掌握了海权的英国可以轻易的把德国在欧洲之外的各个部分画地为牢，让他们无法给欧洲送去任何帮助。
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吴川当年说动德皇的策略是正确的。德国想要赢得欧洲大战的胜利只有一条路可选，就是先打倒英法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只有在打倒了这一体系之后，德国才能从英法所构筑的大网中脱困而出。
但是当时的德皇和总参谋部对于这个中国人的想法并没有深入的加以考虑，他们想要的是战胜法国获得德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份额，而不是为了那些英法殖民地的人民去牺牲德国人的性命。因此德皇和总参谋部只是接受了中国人提出的一小半计划，利用中国革命吸引协约国内部的争斗，最好便是把英国的资源用于远东，从而消耗英国的战略资源。
而只有当这场大战开始之后，辛慈才觉得德国似乎错过了一个胜利的机会。如果德国当初听从吴川的意见，在全球范围内扶植反殖民体系的民族独立力量的话，那么这场大战也许根本不会爆发，英法的力量将会无止境的消耗在殖民地的平叛运动中。
毕竟三国协议签订的是一个防御协议，只要德国不首先发起进攻，英、法、俄三国根本无法携手围攻德国，因为三国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瞧一瞧中国人，只不过给了他们3年的时间，这些中国人就给了协约国一个多大的惊喜。德国给与革命委员会的援助，可比给奥斯曼帝国的援助要划算的多。
毕竟德国给奥斯曼帝国的援助都是实打实的援助，根本别指望回本，但是德国工商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投资，却已经开始有所回报了。如果这场战争再迟上几年爆发，德国将会因此变得更为强大。
和那些土耳其人不同，接受了德国援助的土耳其青年党很快就成为了亲德分子，他们一个个都向往着建立一个类似于德国的现代化土耳其帝国，而不再是现在这个被欧洲人称之为“西亚病夫”的老大帝国。
可是中国人明明接受了德国这许多援助，又完全仿造德国建立起了各种钢铁、化学、电气工厂，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成为另外一个德国，或者说吴川这位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对于德国的科技和制度虽然称赞有加，却从来没打算按照德国的模板建立自己的国家。
见鬼的是，这位和美国人不知怎么就搭上了，还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削弱了德国资本在东三省的影响力。德国资本和美国资本的抗衡，使得革命委员会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也让德国银行团不得不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起自己的银行系统，以对抗美国银行财团对于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控制。
这就是辛慈感到为难的一点，德国工商界对于革命委员会虽然投资颇大，但却无法左右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甚至于在大战爆发之后，德国在华投资反而要获得革命委员会的保护才能渡过难关了。
就他所知，德国在亚洲的商船正采用明面上出卖，私下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把船只交给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航运公司，以避免被协约国给没收。在当前的亚洲，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也没有那个势力敢反抗协约国的公告去购买德、奥的商船了。
当然，革命委员会和美国人的合作，也使得他们更大胆一些，一次性得罪中美两个国家，就算是英国人也是要谨慎行事了。
而和商船的租赁相比，保护德国工商业在亚洲和美洲的市场，才是德国工商业资本不得不向中国人低头的主要原因。虽然因为战争的缘故，导致德国在欧洲以外的市场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德国工业资本此前在东三省和山东的投资，此时倒是成为了一个暂时填补这些市场空缺的备份。
至少西门子、巴登苯胺苏打厂为了不让亚洲、美洲的市场被协约国抢占，已经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授权革命委员会生产贴牌产品。
对于那些协约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德国企业将把市场转让给中国人。对于那些中立国的市场，则中国人应当按照按照德国企业的标准生产，然后贴上德国的品牌出售。这样一来，在战争期间德国企业在当地的客户就不会转向其他厂家，而在战后德国企业也能很快的收回这些市场。
正因为革命委员会和德国经济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使得把革命委员会拖入战争的想法遭到了绝大多数德国政经人士的反对。这也就是辛慈看到了希望却无法接近，而感到叹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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