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德国胶澳总督瓦德克和山东革命委员会主席恒宝昆在青岛的总督府内签订了移交胶澳租借地的协议。德国政府在山东的资产以无偿的形式转交给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停留在胶州湾内的17艘军舰。
英、法、俄三国都派出了外交官见证了移交的仪式，以此表明了协约国对于中国收复胶澳租借地的认可。虽然英国代表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拒绝把德、奥军人移交给协约国，并没有全面没收德国人在山东的财产感到不满。
但是革命委员会以中德双方并未进入战争状态，这是德国自愿交出租借地以换取平民财产的安全为由，拒绝了英国试图把放下武器的德、奥军人当做战俘看待。不过在英国人的压力下，革命委员会也还是决定把德、奥军人转移到辽宁，以表明这场移交并不是一个骗局。
事实上英国人一度想要把胶东湾内的17艘德奥军舰没收或是向中方购买，以增强英国东亚舰队的实力。毕竟一艘德国的轻巡就在印度洋搞得英国人鸡飞狗跳的，而整个德国东亚舰队主力现在还下落不明，让英国东亚舰队发现自己实在是缺乏军舰保卫如此广阔的大洋。
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这17艘德奥军舰在他们放弃封锁青岛之后再逃出青岛去同施佩舰队会和，那就会给他们增加更多的麻烦了。但是在德奥公使的抗议和革命委员会的反对下，加上这17艘军舰主要以小型舰为主，英国人要求革命委员会签订了担保书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11月20日，中国方面收回威海卫的谈判也在青岛正式展开了。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完全的从山东撤离，胶东半岛开始恢复平静。恒宝昆等山东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开始讨论战后的重建和军队复员问题，不过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对于军队复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陈翼龙认为，“日本人虽然被打跑了，但是那些前期附从于日本的地方反动势力可没有逃跑。我说的不是胶东半岛这块，而是鲁南、淮北这片。张勋的辫子军之前在南京、徐州祸害地方，日军进攻的时候又配合日军侧击青岛，这样的反动势力不清除，我们今后还怎么去发动群众？”
陈翼龙身边的得力助手李大钊、邵飘萍等人也支持其的主张，认为在革命军击败了日军收回了青岛之后，山东、苏北一带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张勋盘踞的徐州地区更是有民众主动前来联络，希望革命军发兵徐州把祸害当地的辫子军赶跑。
在此种形势下，革命军应当顺应人心把鲁南、苏北纳入治下，扩大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不是考虑什么军队复员的问题。
不过对比起宣传部门的保守，山东同盟会出身的徐镜心、邱丕振、刘溥霖、吴大洲、薄子明等人则更为激进，他们表示，“清算辫子军有什么可着急的，当前最要紧的难道不是打倒独裁恢复国会吗？最大的独夫民贼不在徐州而在北京，张勋之愚忠怎么比得上袁世凯之狡诈？”
在此次山东作战中，按照吴川的评语，战功第一的是毁家纡难的山东人民，其次是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门，其次才是光荣的革命军。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对于吴川的评价，山东革命委员会上下是信服的，如果没有山东人民作出的坚壁清野行动和广泛的游击战，使得日军不仅难以从地方上获取物资还需要分散大量的兵力守备各交通要道，那么日军对于革命军的防御阵地进攻就会更加的猛烈，革命军能否在日军进攻前建立起一道道的防线，并如此之快的拖疲日军还真是一个问题。
按照德国人的计算，山东人民的游击战至少抵得上一个寒冬对于日军士气的打击，这也是德国人能够提前发动莱州会战的决心之一。
至于宣传部门的功绩，看看山东人民坚壁清野的决心和加入军队、游击队的踊跃之情，就知道宣传部门究竟在其中做了多少努力。没有宣布部门对于人民的广泛宣传，革命委员会是不可能这么广泛的发动和组织起山东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战的。
而且，宣传部门还直接参与到了作战行动当中，比如对于张勋部队的虚假宣传，让张勋部队以为日军已经攻下了平度，诸城的革命军正撤往青岛，正是邵飘萍的杰作。而在革命军进攻张勋部队的时候，发动鲁南人民协助革命军作战，正是陈翼龙、李大钊等人的成果。
按照吴川对于山东战区的作战评价：这是一场军队和人民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范例。正是在山东人民和中国各界人民的支持下，革命军才能取得山东保卫战的胜利，革命军决不能忘记这一胜利的源泉。
吴川的评价完全压倒了山东革命军中些许不满的声音，对于那些普通士兵来说，他们自己就是山东人民和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他们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意思。革命军中的一些军官们虽然觉得有些不大公平，但却也没有人敢在之后继续出声，以免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支持军队和人民对立的反面人物。
宣传部门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原本只是宣传党和革命委员会政策的喉舌，变成了能够参与制定党和革命委员会决策的一只重要力量。
只是宣传部门过于站在劳工阶层说话的倾向，让一部分出身地主商人家庭的革命者感到了不满，这些人大多数都参加过同盟会组织，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大多都是宋教仁的支持者，但是并没有在关外接受过共和党的革命教育。
因此他们所追求的革命，是解放自己所处阶层的革命，而不是试图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甚至于有些人是坚决反对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的。在吴川看来，这些人就是后世的精分，一边反对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打压和歧视；一边却又认为非洲人和印度人是不配和中国人过上一样的生活的。
这些人想要的革命，就是由自己取代袁世凯的位置，然后让中国人民继续做牛做马。而且他们还认为中国人民应当支持他们取代袁世凯，并为他们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之所以革命委员会还要继续容忍这些人，实在是同外部环境当中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至少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还是有些进步意识的，如果把他们也一并打倒，共和党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联合的力量了。
在对外战争掀起的民族情绪中，革命的进步的力量的发展，迫使了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站在了共和党一边。而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队获得的空前威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受到了教育，开始向更纯粹的革命者转化；而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则有所膨胀，试图借助当前的大好形势完成统一国家的民主革命。
这些人的想法很快就转为了一个激进的政治主张，向北京进军，打倒袁世凯政权，恢复共和体制。这一主张对于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各地共和主义者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也颇能迷惑一些尚不能完全坚定自身阶级属性的革命者。
于是向北京进军，进攻济南；和向徐州进军，惩罚和日本人勾结的辫子军。就成为了山东革命委员会战后会议上争吵的最为激烈的两个主张。军队的代表出于慎重，并没有在会议上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军队代表还是委婉的表示了，战争结束后立刻复员对于军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场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不仅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就连一直主张服从中央革命委员会命令的恒宝昆也有所动摇了。他最终决定，把会议纪要发给哈尔滨，交由中央革命委员会予以指导。
作为北京方面派出观察日军撤离并参加移交胶澳租借地仪式的武官蔡锷，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这种拖拖拉拉的作风感到了不满。虽然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但是蔡锷并不是一个君宪派，他也不是当前军界最为流行的军国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反对满清，是因为清政府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他支持袁世凯，是因为孙文、黄兴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无实力捍卫中国的统一。但是随着袁世凯废除责任内阁而代之以超级总统制，日本向山东出兵，而袁世凯却宣布局外中立后，蔡锷就已经对袁世凯彻底失望了。
而革命委员会在朝鲜、山东战场上的对日作战的胜利，也令梁启超开始转向。和康有为死活抱着君主制度不放相比，梁启超还是要稍稍进步一些的。
但是，他所主张的君宪主义并不是建立起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或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试图捍卫中国传统乡绅的权力，也就是寄希望于这些过去的乡贤能够主动的去拥抱新时代，从而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持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国家。
只是他的这种改良主义并没有获得传统乡绅的青睐，在没有革命的铁和火燃烧到这些乡贤头上，指望这些传统乡绅放弃旧的传统去主动迎合时代的进步，显然是痴人说梦。不过在社会舆论界，此时的梁启超所代表的不失为一只有影响力的力量。
在日本于山东莱州会战失利后，梁启超就已经察觉到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已经不可抑制，北京政府不管是外交、行政、舆论和军事上，都处于了下风。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理念和自己不同，但是如果现在不去接触革命委员会，那么等到革命委员会入主北京时，他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因此梁启超多次和自己的学生会面，让蔡锷去山东观察革命委员会的行事作风，并和自己另一个弟子蒋百里进行沟通。他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接触，让革命委员会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一部分都行。
只不过蔡锷显然要比梁启超走的更远，梁启超不过是想让他同革命委员会进行初步的接触，但是在见证了日军撤退的场面和德国人交还胶澳租借地的仪式后，蔡锷觉得革命委员会应该尽快北上，入主北京赢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再说。
革命委员会不掌握中枢的威权，也就意味着国内今后还要继续保持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和实质上的不统一，失去了威信的北洋政府，恐怕再难以震慑各地的军阀，接下来各地就将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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