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2月份的哈尔滨被一片白色所笼罩着，但是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却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除了边缘处有些较深的颜色外，长长的雨棚下方还是相当干燥的。
12月10日，最后一批观察团成员启程前往青岛，和这些观察团成员一起出发的，还有一些德国人和俄国人。俄国人自然是捷尔任斯基带领的布尔什维克成员，至于德国人则是想要借助中国军事观察团一道前往法国，然后转道日内瓦归国的一些人员。
其中最让吴川感到不舍的，大约就是沙赫特和沃尔贝克上校了。前者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银行制度，后者则为革命军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参谋指挥系统。
虽然鲍尔少校和霍夫曼少校也为这个指挥系统贡献良多，但是这两位的思维还是过于日耳曼化了。只有沃尔贝克上校在深入的了解了国民革命军之后，根据中国军队的特点，修改了德国的总参谋制度，使之更符合了中国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
因此在离别之际，吴川很是依依不舍向两人握手说道：“博士和上校先生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让我感觉犹如断去了两条胳膊。如果不是因为贵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我是决不能这么轻易让两位离开的…”
对于此次返回柏林，沙赫特既带有一丝兴奋，又带有一些担忧，他已经得知自己被推荐为了帝国银行的董事，此次返回德国将会让他得到一次梦寐以求的晋升。但是他也很清楚，在意大利倒向协约国之后，德国同世界的经济联系已经变得越发困难了。美国、日本、印度，还有中国，这些国家不停的向协约国出售物资，使得德国想要赢得这场大战，变得更为艰难了。
他实在不清楚，自己这一次返回国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倒也明白了一件事，德国即便输掉了这场战争，也绝不能失去革命委员会这个朋友。失败的德国恐怕更需要和革命委员会达成政治、经济上的合作，才能尽快的从这场大战的失败中走出来。
因此他脸上难得的挂上了笑容，双手和吴川紧紧互握后说道：“我当然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在东北工作的这两年，是我难以忘记的人生经历。
不过阁下也不必过于担心关于东北的金融和银行问题，德华银行的大部分职员都是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大多受雇于革命委员会，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为革命委员会管理好金融和银行问题的。
至于我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定还会回来的，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德意志帝国能够和中国展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经济合作…”
吴川连连点头，表示自己会期待着德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中国和德国在战后的合作也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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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赫特道别完毕之后，沃尔贝克上校也简单的同吴川做了告别。这位德军上校极为怀念自己在哈尔滨的住所，也为自己这几年享受到的舒适生活，诚挚的向吴川道了谢。
对于自己这几年的工作经历，他只是简单而谦虚的说道：“中国士兵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德国士兵要低，但是他们拥有着所有适合于军人的品质。如果革命委员会能够正确的派人指挥，并合理的运用他们，那么我想东亚地区以及没有什么部队能够挑战这只武力了…”
吴川向沙赫特低头表示感谢，并向他说道：“我差点忘记了，鉴于你为国民革命军建设所付出的重大努力，革命委员会决定向您颁发一枚一级共和勋章，以表彰您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沃尔贝克上校很高兴的接受了这枚勋章，在他看来革命委员会迟早都是要统一中国的，而这几年在东北的生活和工作，也让他觉得，革命委员会一旦统一了全国之后，中国也许会变成另外一个全新的国家。面对另一个中国，这枚共和勋章还是很有价值的。
当吴川从德国人这里走到了俄国人面前时，火车的出发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因此他也就对着捷尔任斯基长话短说道：“到了瑞士，请代我向列宁同志问好。
另外请您记住一点，在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没有在彼得堡立住脚之前，千万别让列宁同志提前返回俄国。宁可先让资产阶级自由派先同沙皇政府翻脸，也不能让党的领袖陷入危机之中。我想列宁同志会理解我的建议的。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所携带的300万马克的汇票，假如还需要额外资金的话，可以通过沙赫特博士用我的名义进行贷款，1200万马克以下都没有问题。至于你们返回俄国之后的经费，我会通过莫斯科商业银行转账的，以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开设的账号。”
捷尔任斯基点了点头，方才严肃的回道：“我会把革命委员会的主张完整的传达给列宁同志的，对于中国同志对于俄国革命的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希望在将来的一天，中俄同志能够联合起来向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发起最后的进攻…”
“呜呜呜…”随着火车车头喷出的黑烟，列车车轮也缓缓的滚动了起来。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吴川久久没有做声，他依旧还在思考着捷尔任斯基和他对答的最后那段话。他心里觉得，对方恐怕并不是对他说着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在劝说他进一步向无产阶级政党靠拢。
当时间走到1915年时，即便共和党再怎么把社会主义挂在嘴边，党的性质还是颇令俄国布尔什维克们感到狐疑的。
虽然在吴川的要求下，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为了党的理论，也宣称要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层，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但是在吴川的要求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释权在马克思列宁文集翻译小组手中，并严禁党员就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对于许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来说，共和党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在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根源，这显然是有违马克思思想的本意的。
如果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中文实在是缺乏语言功底，吴川又严禁从中文往回翻译俄文，估计远东布尔什维克们早就要和共和党展开论战，并把共和党冠以伯恩斯坦主义的名头了。
当然，此时就连列宁也承认：“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就俄国革命的现状来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升到敌我矛盾，因此他们虽然对于共和党的理论方向存疑，但还没有达到进行斗争的程度，因此双方的关系还算是缓和。
不过随着俄国革命进入高涨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不大愿意让共和党继续这么模糊下去了，因此捷尔任斯基才会在离开之前向他表示，想要在将来见到中国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对付世界资本主义的愿景。
“主席，是不是该回去了？”在张云荣的提醒下，吴川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看了看左右，发觉因为自己没有离开的缘故，其他来送行的人都站立在一旁，似乎都在等着他发布命令。
他于是朝着众人点了点头说道：“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有事就先忙去，我还要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吴川想要转的其他地方，其实是鲁道夫·狄塞尔的柴油动力工厂。在吴川的劝说下，鲁道夫·狄塞尔终于在战争爆发之前把自己的工厂迁移到了哈尔滨，仅仅三年时间哈尔滨的新厂已经扩大到了3000职工，年产各种柴油机、煤气机1200余台，总马力7万余匹，年产值万共和元。
借助着战争的景气，鲁道夫·狄塞尔身上的债务压力可谓是极大的被减轻了。不过他倒是相当感激吴川和革命委员会，要不是对方一直在资助柴油机的研究和给予充足的船用及发电机订单，他的工厂很难撑到战争开启。
听到吴川过来视察的消息，鲁道夫很快就从车间里走了出来，他不是那种善于经营的资本家，因此在承受了一次失败之后，重新开始的鲁道夫干脆就把工厂经营的权力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而自己只负责技术上的问题了。
在革命委员会的地盘上，加上又有着革命委员会的大量投资，自然就没有什么职业经理人敢于给鲁道夫下套了。
看到穿着一身油腻工装的鲁道夫，吴川马上对着他打招呼道：“狄塞尔先生，听说您改进了英国人的机械喷射方案，现在的新式柴油机可以摆脱空气压缩装置和储气罐了？”
鲁道夫·狄塞尔快活的回道：“是的，这得多亏了几位中国技师的帮助，现在距离把它装上车的时间，已经不会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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