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自小就没吃过什么苦楚，他不像自己的父亲袁世凯，因为是妾生子年少时还要受长房的气，虽然衣食无忧但还是知道人情冷暖的。
作为袁世凯的嫡长子，他从生下时起就被保护的很好，加上年少时正逢袁世凯坐镇朝鲜，因此也没有多受到袁世凯的亲自教育，这也就使得袁克定在政治上显得过于天真了。
不过再怎么天真也好，自从革命军在山东击退日本人之后，原本整日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政客、军人就突然减少了许多，许多北洋集团中的叔伯对他也冷淡了不少，自然也就让袁克定慢慢的清醒了过来。
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一时北洋大有完成统一全国的希望，这自然让袁克定感觉到了新朝缔造的气象。作为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所受的教育，一向是把自己当成袁世凯事业继承人来看待的。
因此在民国建立之后，袁克定对于自己的地位估计的有些过高了，他不但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家产的继承人，也把北洋集团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当成了自己应当继承的财产。
但事实上，北洋集团在袁世凯退居乡里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袁世OTg2NTc=凯的控制，成为了一个个大小军头的私产。
辛亥革命时北洋集团之所以依旧愿意听命于袁世凯，就是因为北洋集团内部已经分裂，除了像张勋、王占元、王怀庆、冯国璋这样支持满清的将领外，同样还有段祺瑞等中立派和吴禄贞、张绍曾等革命派。
除了袁世凯之外，谁也不能让这只武力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这就是袁世凯复出的契机。之后因为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最终北洋集团选择了和革命党人联手迫使爱新觉罗氏退位，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在这个由镇压革命向支持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北洋集团失去了对于袁世凯的个人效忠。支持革命的北洋军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应该再效忠某个主子，而是应当按照共和国的章程向国家效忠。
反对革命但又认为大清的气数已经难以挽回的军人则觉得：既然袁世凯能够背叛给予自己高官厚禄的大清，那么他们自然就更没必要向袁世凯私人效忠了。至于为数众多的北洋中间派则以为：效忠袁世凯个人可以，但是帮助袁世凯化家为国就没必要了，好歹他们是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推翻的大清，然后再让袁世凯成为汉人皇帝，这不是让自家世代成为袁氏的奴仆了么？
最能代表中间派想法的，就是前陆军总长段祺瑞了。而这一派系的力量也正是袁世凯视为自家支柱的力量，毕竟支持前清和支持革命的北洋将领，显然是无法保证长期对于袁世凯的效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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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段祺瑞不得不下台，甚至连段在陆军部中的私人都被开革了出去。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对日作战的结果，使得袁世凯试图重新整顿军队的企图破产。而目空一切的袁克定也因为对于北洋将领的呼来喝去，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诸多北洋将领的敌人。
特别是在袁世凯和段祺瑞因为军权闹出了矛盾的时候，袁克文的举止过于轻佻，使得连段祺瑞都差点要公开说道：“伺候老子也就算了，难不成连小的也要伺候了，都已经是民国了，难道还要老子去当袁家的奴仆吗？”
不过北洋内部的纠纷很快就被来自革命委员会的威胁所淡化了下去，只是来自革命委员会的外部压力太大，大到那些过去整天围着袁大公子的清客文人都开始慢慢消失了。袁大公子是被贪欲蒙蔽了理智，并不是真的蠢。
因此自然也就息了继承大总统的想法，转而开始关心起赚钱的事务来了。法国公使带来的条件虽然在袁克定看来有些像是画饼，但是能够获得法国人支持的话，说不定袁家还能在大总统府再住上个三五年，因此他才试图劝说父亲满足法国人的要求。
对于袁克定的这种表现，袁世凯自然是难江浙湖汉北以满意的，但是他膝下的子女中也只有袁克定还热衷于政治，其他几个儿子不是志不在此，就是年纪还小，难以为自己分担政治事务。
过去袁世凯并不觉得这个儿子有多么糟糕，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也没感受到革命委员会的真正压力，于是把首要的目标放在了北洋内部，
但是他现在觉得这个儿子压根就就不该搞什么政治，否则迟早会把全家人送上断头台。先不说和英国、法国的联手能否抵抗革命委员会大军的入京，法国人在欧洲打的都要来中国寻求劳动力了，那里还能够出兵帮助北洋对抗革命委员会。
重要的是，在革命委员会两次击败日本之后，在国内的声望已经高到了一定程度，从德国人手中收回青岛是预料之中，但是能够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威海卫就有些出人意料了。
要知道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还从来没有失去过一块租借地。这就是英国驻华外交官一度极力反对无条件交还威海卫的原因。但是革命委员会挟大胜带来的威望，最终还是让英国人做出了让步。
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交涉的成绩极大的增长了国内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次围绕开滦煤矿工人罢工爆发的全国工商业联合罢工、罢市，无疑就是这种民族情绪上升的结果。
英国人最终选择在开滦煤矿工人罢工问题上和中国妥协，再一次推动了国人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深刻理解。在这种全国民众欢呼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胜利的时候，他再和英、法达成什么协议对付革命委员会，不要说这一消息传播出去后各省民众到时群情汹汹，恐怕北洋内部也会有人质疑自己了。
好比此次天津法租界扩界事件，一开始政府原打算要低调处理的，但是天津商人们却公开表态反对法租界的扩界行动，还成立了一个“维持国权国土会”，连续发表声明并上书外交部、巡按使、交涉公署、警察厅等机构。
袁世凯还让人调查过，这个“维持国权国土会”主要是天津本地商户和一些知名士绅组织而成，并不是受到了什么人的煽动。国人对于外国人的反感已经如此之深，这个时候再谈什么联合英、法，不是平白送给共和党一个入京的把柄么。
而且从去年底开始他就觉得身体大不如前，加上袁家子孙普遍活不过60岁的规律，袁世凯想要和共和党一较短长的雄心顿时消灭了不少，转而把心思放在了安置家族和身后名上。
在这个时候他反倒不欲同共和党动什么刀兵，只想着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好让他把自己的后事安排清楚了。因此对于法国公使的不良居心，袁世凯一口就回绝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很想见识一下，共和党在天津能干些什么。
如果共和党无法解决法租界扩界的麻烦，那么至少也能让他利用国民的舆论来喷一喷共和党的卖国之举。在看了一眼身边的长子后，袁世凯觉得这点小心思就无需说出来了。
不提袁世凯如何坐在北京城里等着看共和党的好戏，吴川这边倒是于5月南下长春、吉林、沈阳、抚顺、鞍山等地，视察了一番这些地方的工农业及基建建设。
开始试生产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和拖拉机制造厂，让吴川欣喜异常。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卡车和红星皮卡车现在是最为畅销的产品，在东北三省大规模的修建了公路之后，农业区和铁路之间的最后一段运输，已经为卡车和皮卡所解决。
公路运输在东三省内的兴起，不仅极大的减少了利用畜力大车运输的时间，也降低了运输成本。对于当前这个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时期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提高了效率。过去用大车运输一个月，现在5天就足够了。
从锦州到热河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归绥、到库伦的汽车运输线已经初步建成，从东三省向热河、内外蒙古延伸的铁路及公路网，不仅把东北的商品运输到了内陆地区，更重要的是也让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向着山西及西北地区渗入了进去。
当锦州到张家口的公路建成后，山西的阎锡山就立刻派人向革命委员会示好，并表明自己还是支持革命的。此时的山西至少有半个在北洋军手中，而袁世凯的心腹也掌握着山西的民政大权，阎锡山虽然是名义上的山西督军，但手中拥有的权力其实并不多。
虽然在袁世凯面前表现的忠心耿耿，但阎锡山显然一直都在准备着夺回山西的权力，这也就是他联络革命委员会的意图。吴川虽然接受了阎锡山的投诚，但是却并没有对这位山西王抱有什么信心，他只是给对方回了一封信，要求阎锡山给予东北商业公司以一定的协助，双方达成一些贸易合作，并没有接受阎锡山提出的双方合作驱逐山西境内的北洋军的建议。
而在吉林城松花江上游，吴川看到了当前亚洲最大的水电站的修建现场，亚洲第一的混凝土搅拌站，一天可以完成7000立方米的混凝土搅拌。为了能够供应上水泥，革命委员会还在吉林投建了一个年产60万吨的水泥厂。
老实说，穿越过来快6年了，只有在这些大型工地里，吴川才能找到了一点过去生活的影子。虽然这些工地上的机械过于落伍了些，但是好歹看到了建筑工人们井然有序的热情工作，而不是他刚穿越不久前那种苦力的干活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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