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模和徐世昌在北京激烈的交涉的时候，哈尔滨这边随着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局势也开始有些混乱了起来。
首先是在共和党和布尔什维克远东组织的引导下，中东铁路上的工人和沿线城市的工人们纷纷组建了工人苏维埃，夺取了一部分铁路和城市的控制权。
其次是以霍尔瓦特为首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官僚们，在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后，特别是沙皇退位诏书的颁发后，顿时都一个个慌乱了起来，正拼命的和阿穆尔沿岸总督关达基联系，希望对方能够出头替远东地区的俄国官吏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来。
然后是中东铁路及远东三省的驻军迅速分化为了士兵和军官两个阶层，前者试图成立远东士兵苏维埃支持彼得堡的起义，后者则认为应当等待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命令，然后军队再做决定。
最后便是在中国境内投资的俄国商人们，他们震惊于彼得堡的起义，但并不想支持起义的彼得堡工人和士兵，因为他们不仅是战争的受益者，也正是仰赖着帝国和中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才获得了在北满投资的超额利益。
革命委员会的出现虽然使得俄国商人在北满的特权受到了挤压，OTg2NTc=但是和被完全取消了特权的日本商人相比，俄国商人在北满地区还是保住了不少前清时代从满清那里窃取的林场、土地和商税上的特别优待。
只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势力越来越盛，俄国商人的特权也越来越受限制，只要看一看哈尔滨街道上这几年如种树一般出现的楼房大厦，和不断向外围扩张的城市，及江滨一带新落成的大坝、广场和景观带，便知道革命委员会治下这几年到底发展的如何了。
这座过去以莫斯科为蓝本修建的城市，革命后又号称要建成为东方尼古拉堡的远东城市，现在的城市面积至少比五年前扩张了三倍，约超过24平方公里。而城内的各类房屋大约有万栋，建筑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而城市常住人口去年也接近了60万。
道里和道外区，现在已经为完善的公交系统所联系了起来。去年哈尔滨开通了第三条有轨电车路线，电车数量达到了33辆；而公交线路则开通了22条，运营车辆233台，线路总长超过公里，日均客流量超过8万人。
哪怕平日里喜欢拿莫斯科来比拟哈尔滨发展的俄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五年里哈尔滨的发展几乎赶上了莫斯科三十年的发展。虽然在人口、城市规模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哈尔滨还不及莫斯科，但是在电气化的程度、交通设施的数量、街道上的机动车辆等项目上，哈尔滨无疑已经胜出了。
不过这座城市，就目前来说中国人已经掌握住了主动权。过去道里和道外还没有合并的时候，道里地区的哈尔滨人口大概不到7万，其中俄国人占了一半以上，然后是中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及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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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17年的哈尔滨，60万人口中国人占了约50万，俄国人约万，犹太人万，德国人约1万，波兰人约3000，剩下的是其他民族。可以说，当下的哈尔滨其实已经为中国人所牢牢掌控了。
只不过，根据之前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哈尔滨特别市由市政府和市议会进行管理，虽然市政府官员必须获得革命委员会的任命，但是市议会却拥有市长的提名权，且俄国代表不能少于一半。
这种明显偏向于俄国人的组织方式，自然早就遭到了许多中国人的不满。只是过去在革命委员会的压制下，这种不满并不能从情绪转为实际行动而已。
而俄国的议员们在革命委员会的分化拉拢之下，加上哈尔滨这几年一直处于高速建设期，大家都享受到了丰厚的收益，自然也就在政治上显得模糊了一些。
现在彼得堡爆发起义和沙皇的退位消息传江浙湖汉北来，让这些居住在哈尔滨的俄国商民们突然觉得身后失去了一个靠山，他们现在都不清楚新的临时政府到底能否保住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也不清楚临时政府究竟会不会追究那些从前的保皇党人。
于是在俄国人内部就顿时混乱了起来，这种混乱同样也引发了各国驻哈尔滨领事的关注，英、美、日、法四国领事，甚至开始向革命委员会进行试探，试图由各国驻哈尔滨领事组成领事团接管中东铁路和哈尔滨。
这种无稽之谈自然遭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断然否决，不过吴川同样也感受到了协约国及美国方面对于中东铁路和哈尔滨的贪婪，如果没有一个说的过去的理由，他想要接管中东铁路、滨海边疆区等地，估计要遭到极大的阻力。
虽说吴川比其他人都清楚，战争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是协约国各方似乎并不这么看，他们已经开始着急于战后的世界秩序重建了。在协约国各方这种莫名的自信面前，吴川真的有些害怕这些人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革命委员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和去年年初相比，他现在的勇气可真是少了太多了。这倒不是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记忆没有信心，而是在上一年度过去之后，英国人确实是把革命委员会的经济和协约国捆绑了起来。
截止1917年2月底，革命委员会对英贷款亿美元；对法贷款亿美元；对俄贷款亿美元，总计贷款总额亿美元。虽然革命委员会通过和协约国的贸易和贷款抵押获得了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容许这笔贷款出问题啊，毕竟他们还欠着美国人的大笔贷款呢。
比如在美国发行的五年期土地债券，就在今年到期了。还掉这笔四亿美元的土地债券之后，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就会变得相当的健康。事实上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建议革命委员会应该发行一笔2-3亿美元的新债券，以减轻短期还款的压力。
虽然美国银行家们对革命委员会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之后，认为革命委员会现在的财政相当良好，不愁在华尔街借不到钱。但是吴川却希望能够多还一些，因为大量的德国在美资本现在迫不及待的从美国下船，向这些德国人借钱，利率要比向美国银行家们借钱低得多。
而对协约国的大笔贷款，同样能够加深美国民众和资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信心，这对于日后革命委员会在美国发行公债是有好处的。不过这样一来，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就不可避免的同英美资本绑的结结实实了。吴川想要做出什么决定时，也不能不顾忌英国人的看法了。
看着眼下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吴川大致能够理解威尔逊总统为什么要迫不及待的投入到协约国一方的怀抱中去了，据说美国的私人资本已经借给了协约国25亿美元，显然美国的资本家是绝不容许协约国战败的。
再思考了数日之后，3月20日吴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经过了一个下午的讨论，各位委员们终于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要求华北局继续进军洛阳、南阳，拿下整个河南并继续推动陇海线的建设；第二个决定是要求冯玉祥从库伦北上，张作霖从科布多北上，驱逐擅自进入中国境内的俄军和商民。
除了这两个决定之外，政治局还决定以共和党的名义再次公开重申自己的立场，在没有获得国民同意之前，任何贷款都不得以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作为抵押，共和党也决不承认对于恶债的偿还。
对于共和党突然严厉起来的立场，北京政府、国内舆论和各国公使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北京政府是担心共和党恼羞成怒，直接对中央动用武力；国内舆论则觉得难以接受共和党所表明的立场，舆论并不认为参加欧战和反对帝国主义是冲突的；各国公使则是担心共和党此时是在找借口发动统一战争，当前各国可没有力量干涉共和党发动的统一战争，而袁世凯政府的倒台，也许将会改变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
就在各方试图和共和党沟通或安抚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洛阳城东北的一处民房内，镇嵩军的几名将领正围坐在一间房屋内密议着。
剃了个光头的张治公半蹲在凳子上，看着坐在上首太师椅上的镇嵩军统领刘镇华说道：“赵倜这个没屁眼的，又想让我们替他们兄弟卖命，又不肯给兄弟们发卖命钱。我倒是听说，前两天他倒是安排人送了几车财物去北京了，这不是拿咱们兄弟当垫背的吗？”
镇嵩军虽说是土匪出身，不过统领刘镇华却是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这位在一群土匪的环抱中还能稳坐现在的位置，自然不会被张治公三言两语给挑动起来。
看着刘镇华默不出声，张治公转而看向了一边问道：“玉琨兄弟，你怎么说？”
憨玉琨瞧了瞧室内的几人，方才对着刘镇华抱拳说道：“我听刘大哥的，刘大哥说打，咱就打；刘大哥说走，咱就走。虽说革命军是了不起，但是爷爷手上拿的也不是烧火棍，我可不怕他们…”
刘镇华突然咳嗽了一下，打断了憨玉琨话语后说道：“既然各位兄弟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么我也就明说吧。王天纵王大哥确实派人给我送了封信，希望咱们阵前起义。我想，你们手中也应该有王大哥的信件了吧？”
张治公、憨玉琨两人顿时都沉默了下去，倒是坐在另一边的柴云升从怀里模了一封信件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说道：“回刘大哥的话，小弟确实是收到了王大哥的信，不过我这两天反复思量，觉得这个阵前起义未必是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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