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到一在公主岭车站下了火车，走出车站后的他站立在站前广场上环顾四周，却发觉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陌生的城市，和他记忆中的那个公主岭完全不相吻合了。
在他的记忆中，公主岭车站除了几座俄式的站舍外，车站广场附近就是一圈日式的商业街，不过街道都不甚宽敞。除了广场上以砖石进行了砌筑，各商业街几乎都是用煤渣铺平的道路，只有道路两侧铺设了一些青石板，并用砖块砌筑了明沟。
出了车站前的商业街，外边就是中国街区，这些街区内的中式商铺门面狭小、肮脏、采光也差，除了中国人几乎没有日本人会进去消费。中国街区内的道路也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即便有些大户人家给自家门前弄了一段石板路，但对于整条街道来说也还是又脏又难以行走的。
但是现在，车站前的广场不但地面采用水泥重新浇筑过，原本空旷的广场上还修建了许多花坛和长椅，这里看起来倒更像是大城市的车站广场了。广场周边的日式商业街已经全部拆除了，甚至于有几条街区被整片拆掉了，这些被拆掉的街区上不仅建起了超过20米宽的水泥道路，在道路两旁还兴建起了宽敞明亮的2-3层楼房。
虽然这些楼房的样式和中式建筑差别很大，但却也并不是全然的欧式建筑，简单的来说是一种东西方建筑风格之间的折中主义。这样的建筑一幢两幢也许还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但是这样成排的出现就相当的令人震撼了，佐佐木觉得这里倒是有些银座赤练瓦街的味道了。
从满洲战败返回本土之后，佐佐木到一因为散布了一些失败言论OTg2NTc=差点被勒令退役，之后在原部队被无视的佐佐木到一，干脆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报考陆军大学校的奋斗当中去了。
他的底子还是不错的，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终于在第三次获得了成功，今年正是他从陆军大学校毕业的时间。他这次来满洲，正是循例在毕业前进行为期三周的战史旅行，不过对于佐佐木到一来说，他更想趁着这次旅行的机会祭奠一下牺牲于此地的战友。
从大连港登陆以来，一路上沿着火车前进的旅行途中，佐佐木几乎每一刻都能看到正在兴建的房屋、道路和工厂，几乎和他在日本所看到的战争景气建设没什么区别。
佐佐木还特意关注了沿途城市的居民、警察和官员，他发觉这些人的变化也和他的记忆中相去甚远。过去中国警察虽然有制服但是衣服的质地并不算好，底层警察穿的制服很少有合身的，且都是皱皱巴巴肮脏不堪的，显然满清政府并不打算在这些警察身上花费太多的资金。
而且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从前辈那里听说过，中国的官吏和警察同日本不同，他们几乎都靠着贿赂维持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奉公的念头。而中国的百姓看到官吏和警察，除了畏惧之外就是憎恨，所以中国平民出了事情从来不会指望政府，而是依靠人情和关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听天由命。
由于佐佐木到一抵达满洲不久就爆发了战争，对于前辈所说的这些中国经验并没有完全得到验证，不过在战争中他倒是见识到了那些革命军将士的团结和顽强。
不过这一次他有时间在旅行中好好的观察这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只是，不管是城市里的中国警察还是铁路上的中国警察，虽然有些人的言词还比较粗鲁，但是他们身上的制服都非常的整洁干净，出现路人争执等问题时，这些警察不仅很快就会出现，而且路人也没有避之不及的行为，反而会向警察说明自己看的的状况。
就以上这几点来看，现在满洲的警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至少已经和日本的警民关系差不多了。至于当前满洲的官员，老实说佐佐木到一几乎都分别不出来了。过去满清官员不仅穿着奇怪的官服，还有着显眼的仪仗队伍，因此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官员，谁是平民。
就算是进入了民国，此前出差过天津的他也清楚，哪怕民国的官员不再穿特制的官服了，但是他们外出时身边还是有着警察开道的。但是在满洲，除非是举办什么活动，否则官员身边不会带着警察为自己开道和隔离民众。
而且，满洲的官员大多穿着西装或中山装，很少穿长袍马褂，同样满洲的平民中也很流行穿着西服和中山装，于是走在大街上几乎很难分得出那个是政府官员。五年多的时间里，满洲平民居然如此之快的抛弃了过去的穿着，对于日本人来说确实有些难以想象，佐佐木觉得这大约只有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才会有这样用于变革的决心吧。
不过佐佐木也注意到，此次旅行中他在街江浙湖汉北头几乎看不到什么乞丐和流浪汉，而城市中的居民虽然行色匆匆，但是脸上几乎都洋溢着开朗的神情，身上也收拾的非常干净。从这些平民身上的衣物和商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来看，满洲同样在受益于欧洲大战的景气，而且看起来要比日本发展的更好一些。
在日本，虽然战争景气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东京最为热闹的却是各个艺妓馆。据说某位在战争中发了财的富翁，某晚离开艺妓馆时因为太黑找不到自己的鞋子，就干脆取出了10元纸币点燃了为找鞋子的艺妓照明。
见到身边的艺妓露出了震撼的神情，这位富翁又不慌不忙的打开手中的皮包，露出了整叠的钞票，随手又抽出了一张擦了擦鼻子丢在一旁后说道：“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不必在意。”
但是和艺妓馆的热闹相比，粮店内的大米却已经突破了14元一石，而普通人的月收入不过18-25日元，下层民众并没有从战争景气中分享到多少好处，反而承受了通货膨胀的坏处。
可是佐佐木注意到，大连的米价差不多是日元/石，比日本低了1日元；和大连相邻的中国城市、沈阳、本溪、鞍山、抚顺等地的米价都是日元/石，而作为满洲平民主食的高粱、面粉则价格还要更低一些，各个城市的主粮价格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粮食商店随意的抬高价格或降低价格。
他曾经就此问题向本地的日本商人询问过，对方告诉他，“因为满洲的粮食基本掌握在革命委员会手中，其他人很难同革命委员会在粮食上进行价格战。因此即便是那些小流通商，也是从革命委员会的粮库中进货，然后按照供销社商店出售的价格定价，就是赚个辛苦钱。现在除了那些大粮食商人之外，他们在满洲租借土地自己耕作然后运往关内销售，其他人已经基本退出了这个行业。”
佐佐木很是诧异的向对方请教道：“难道满洲现在已经没有地主了吗？那些地主自己出产的粮食恐怕不用受到革命委员会控制吧？”
对方摇着头苦笑着说道：“过去那些大地主早就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打倒了，或是聪明的分割了家产把超过限制的土地贡献给了革命委员会，以获得革命委员会的保护。像他们这些大地主，过去不同满清勾结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不能得到革命委员会的保护，他们就什么都留不下。
没有了这些大地主控制的超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国营农场和那些自耕农联合起来组成的集体农庄，两者加起来的耕地规模至少超过了满洲耕地的7成，这样革命委员会就控制住了满洲粮食生产的主力。
至于剩下的这些土地，虽然在私人手中，但是只要他们想要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就必须从革命委员会手中获得电力、水利、化肥和机械，许多地主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投入自己的土地，那么就只能向革命委员会控制的银行贷款。
这样一来，他们虽然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但是却不得不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生产安排。革命委员会需要什么，他们就得种植什么，要是脱离了这个生产体系，他们在土地上获得的收益还不够自己投入的。
所以在满洲，种地获得的收益已经被限定死了，除了那些只会种地的农民之外，地主现在不是把土地租借出去，就是干脆卖了土地投资实业去了。
当然，那些土地在城市附近的地主还是过的相当滋润的，他们只要和革命委员会合作，拿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建设道路和公共设施，就能把自己的土地变为工厂区或住宅区，从那些工厂主手中获得大量的租金，几乎不会遭遇什么风险。
说起来，革命委员会现在对我们这些工厂主的手段和对付那些地主的手段倒是差不多，完全就是在压榨我们，还鼓励工人和我们斗争，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打开了话匣子的这位日本商人，说着说着就从粮食、土地、地主转移到了自己办的工厂上，对革命委员会的种种举措露出了不满。
佐佐木到一听了大半天才听出来，对方所抱怨的不过是，革命委员会居然不允许低于16岁的工人进入工厂干活，16-18岁的工人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成年女工每周工作不得超过54小时，成年男工每周不得超过60小时。
而且工厂还必须配发劳保用品，缴纳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金，并定期给工人进行身体检查。在这位日本商人看来，这些措施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日本女工现在一周要工作至少84小时，美国人还在使用11岁以下的童工，中国人究竟有什么特殊的，要得到这么多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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