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眼坐在会议桌一侧的吴川之后,宋云桐又接着说道:“而且,山西督军阎百川去年虽然派人过来说要服从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但是天津租界事件爆发之后,他又推托山西巡按使金永和北洋第三师驻守山西对他提防太紧,因此不能让我们在山西建立山西革命委员会。
等到了去年底,我们收回了天津租界的部分权力之后,他又派人过来请罪,还声称自己要加入共和党。但是当我们同俄国人爆发冲突之后,他又将我们派去太原的人员拒之门外了…这个人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到了这种程度,我以为他不可能成为我们在山西的合作对象。
因此,正好借防范鼠疫这件事去试探他一下,干的好就把他调动到北京去,干的不好就干脆拿下他。对于我们而言,一个心怀叵测的盟友反倒不如一个旗帜鲜明的敌人容易对付…”
吴川点头赞同道:“我觉得宋委员的主张还是不错的,内蒙古这次鼠疫的抗疫行动越快组织起来,人民的损失就越小。让阎百川负责这次防范鼠疫行动也不错,正好看看他手下的那些人究竟有些什么人可用,顺便我们也先在归绥地区建立起医院和仓库,做好进入内蒙古西部及山西、陕北的准备。那么现在河北地区的灾情和赈灾有没有出现问题?对于我们的财政和物资储备有没有压力?”
对于吴川提出的问题,宋云桐倒是了解的最为全面的,因此他很快就回道:“北京、天津一线以北地区的灾情已经稳定了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从保定到天津的这一路,因为这里是平原地势,河流一破口大水就淹了一大片,再加上海河入海口的径流量太小,河北南方平原上的大水很难排除出去,因此地势较低的地区连自救补种都做不了。
比如文安洼地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廊坊中心地带,县内OTg2NTc=平坦开阔,为海河多条支流下游。南部地区14个县的超量洪沥水和大清河、子牙河、古洋河、潴龙河决口洪水,现在都汇聚在了县境东部、北部的洼地,这里形如釜底,根本没有下泄出路,县内三十万民众,至少十余万人今年是颗粒无收的。
而华北乡下的民居大多为土屋,被大水浸泡过久必然崩坍,也就是说洪水退去之后,光是该县就至少有5000户以上的家庭将不得不住在危房之中。
且从8月底到今日,北京对于赈灾的行动相当的迟缓,直到9月14日晚,北京才任命熊希龄担任京畿水灾善后及河工事宜处督办。而根据熊希龄前日的公开说法,前清京畿地区有水灾21县,受灾民众130余万人,当日支出的赈灾款项约合300余万元。
今次京畿一带受灾地区约超过70县,受灾民众已经超过260万人,但是北京拨款才190多万元,加上本省公款和各慈善团体的资助,也才约合290万元,依靠北京政府单独赈灾恐怕难度较大。
而我革命委员会现在接手赈灾的地区是天津、北京以北和津浦路沿线一带,我们当前正在帮助的灾民人数约在100万人左右。为此,我们已经向河北地区运输物资、粮食及拨款,约合1000万元,其中公款拨给680万元,海内外捐赠款项物资约合320万元。
这1000万元的物资及款项中,我们先后调拨给了熊希龄约100万元的物资,用以恢复京汉路及赈济最困难的地区。不过有传闻说,我们交给熊希龄的赈济物资现在出现在了灾区的黑市中,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熊希龄领导的赈灾委员会出了问题,还是接收物资的地方政府出现了问题,不过河北革命委员会已经派出人员前往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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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各地的赈灾情况来看,我们至少要从重灾区向外迁移50万人口,这些地区因为地势过低,想要大水退去至少也要到明年,考虑到冬季结冰的因素,至少要到明年三、四月份才能彻底退去大水。土地经受了这么久的浸泡,以当地的土质很可能盐碱地化,因此今明两年都不大会有什么收成了。
由于本次大水完全出自意外,因此这50万移民不太可能全部放在东北,我同各处的同志商议过,我们认为东北地区大概能够接收15万左右的计划外移民,其中沈阳愿意接收5到6万人口。
然后是河北革命委员会预备尽快开展海河治理项目及唐山-天津地区的工业区建设,这些事业大约能够消纳掉25-30万人。剩下的人将会分散到青岛、济南等地,这些地区也正在推动工业区建设,正好可以消化掉这些灾民。
去掉了这些外移人口之后,剩下的人我们至少要发放粮食到明年新粮下来,按照每人100公斤的口粮计算,我们需要为这些灾民提供21万吨粮食,根据南方局的来电,今年南洋各地大米丰收,我们大约可以收购到100万吨大米左右。
而本年度东三省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江浙湖汉北95亿亩,以去年平均每亩80公斤的产量计算,今年的粮食产量也将达到1560万吨,比去年增长了将近100万吨粮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华北的水灾应付过去,无非就是少出口一些粮食而已…”
听到宋云桐给出的这个答案,在座的大多数委员不由便放下心来。仅仅在五年之前,东三省的耕地还不到亿亩,粮食总产量大约1000万吨不到,但是现在耕地不过增加4500万亩,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50%以上,这可真是一个喜讯。
按照1912年东三省的人口计算,1917年东北人口不过才增长了25%而已。因此这增长的粮食足够多养活数百万人了。以400公斤每人每年口粮计算,1560万吨粮食足以养活3900万人,扣掉东北的总人口之后,还能养活1400万人。
但实际上,根据已经收获的小麦,正在收获的水稻来看,今年的平均亩产还是比上年有所上升的。而对于东北农业现状有所了解的委员,必然会把这几年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的功绩归于机耕面积的扩大,水利设施的完善,电力灌溉的普及,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因素上。
比如在五年前,东北的拖拉机不过才几十台,还都是蒸汽式样的大型拖拉机。但是到了1917年9月,东北的拖拉机数量已经突破了1万台,如果再加上山东等关内地区,总数就突破了1万2千台。东三省的机械耕作面积大约占了总耕地面积的15%,东北自产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了每日6台下线。
革命委员会和万国农具公司联合投产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度过了磨合期开始进入了熟练生产模式,而万国农具公司和狄塞尔动力公司经过联合研制,不仅完成了N型号拖拉机的定型,还完成了一种1吨重的小型拖拉机的设计,这种小型拖拉机的制造成本只有N型号拖拉机的四分之一,适合于400亩-2000亩之间的小型农场。
也就是说,到了明年下半年,东北自产拖拉机的数量将会达到设计产能,每日下线44台,到时革命委员会就不必向美国进口拖拉机,反而可以向外出售拖拉机了。
有了粮食的保障,在座的委员们自然对于解决今年的华北水灾信心十足了起来。也都试图借助水灾带来的机会,让革命委员会扩大对于华北地区的控制了。
比如方兆国就认为,“北京政府面对京畿附近的水灾,反应都如此迟钝,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建设呢?既然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们应当趁着赈灾的机会,拿下除了北京城之外的河北地方,这样河南、山东、河北三地也就连成了一片,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华北平原规划建设,也能加快对于山西地区的渗透,山西之煤铁肯定是要运出来的。”
徐景魁则说道:“在这样的大水灾面前,北洋居然还有官吏贪污赈灾物资,我以为我们不对这些人进行揭发和处理,将置华北灾民于何地?特别是驻扎在保定的北洋军将领,曹锟、曹锐兄弟,此前就霸占了保定不少土地,还从保定商民那里征收附加税,据说征收这笔附加税就是用来对付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对于这样的北洋军阀,我看也该把他们连根拔起了。”
方、徐两位委员的主张得到不少委员们的附和,显然许多委员们都认为,既然革命委员会替北京付了账,自然就得坐下吃席面,总不能把钱丢水里听个响。更何况,当前的北洋政府做的也确实不怎么样,与其让他们在地方上瞎折腾,倒是不如早点接手过来,也好保存一些京畿附近的元气。
吴川对此也是点头道:“如果没有这场水灾,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毕竟现在在东北投入一块钱至少可以获得2块、3块的回报,而在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华北搞建设,等到建设完成欧洲战争也该结束了,投下去的资金很难说会有什么回报。
但是,现在数百万灾民就在那里,我们总不能继续站在岸上观望了。指望北洋政府,现在看来是指望不上了,以北洋政府的赈灾方式来看,最多也就是一个拖字。只要拖一拖,饿死一些老弱病残,再拿出一些粮食来救济一下青壮,只要京畿附近不要发生动乱,他们就满足了。
更何况,据说袁世凯的身体确实是不怎么好了,现在一两天不出来见客已经是寻常消息了。我看老袁应该也顾不上河北的灾民了,他得着手自己的后事了。因此,我们还是多承担一些责任,不需要再事事督促北京去办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基本是要对付那些军阀,我们还是要做到先礼后兵,对付他们不是我们的目的,更好的拯救灾区灾民和恢复灾区生产,才是我们打倒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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