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位中央委员之中，梁廷栋的立场是稍稍偏向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因为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之外，其他列强都没有对中国革命表达出善意。
他同宋云桐、朱和中等委员不同，并不认为只要能够让中国强大起来，那么走一走列强的道路也是可以的。在这方面他和章太炎的看法倒是差不多，就是中国强大起来并不是为了学习西方列强那样去掠夺周边的国家，虽然章太炎自认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不过梁廷栋负责吉林省的行政事务也有几年光景了，经过了实际事务磨炼的他倒也不会如同纯粹的革命者那么理想化。至少他现在是能够理解吴川所指出的工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东北经济建设是一个多么大的隐患。
革命委员会想要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就必须以日本、俄国为敌人，而不是什么国内的北洋团体和南方的地方势力，那些人再怎么闹腾也制造不出机枪和大炮，光凭他们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富，供自己享受都还不够，哪里买得起足以和革命委员会开战的军火呢？
而想要击败日本和俄国，革命委员会就得先学会自己制造机枪、大炮。但是制造机枪、大炮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钢铁和煤炭；想要足够的钢铁和煤炭就需要用更多的机器来提高效率，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生产的工人阶级。
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之后，为了确保农业能够给养这些OTg2NTc=城市人口，就需要完善水利系统，培养良种，制造化肥、农药和良好的运输通道，而这些又必须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的。
因为挖掘水渠需要工具和水泥，而水泥来自工厂；为了加大灌溉面积，在无法自流的地区要设置排灌站，那就需要电力，不管是火电还是水电都需要钢铁、煤炭、水泥；修建铁路和公路需要机器和水泥，这又是和工业分不开的；至于农民视为珍宝的化肥和农药，光是瞧一瞧化工厂里那些钢铁管道就知道，农业国就造不出这种东西。
可以说，东北的经济发展的越快，就越离不开工业的供血。梁廷栋无法想象，一旦东北的工厂因为技术力量不足停下来的后果，那必然是一场灾难。
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的有产者放在一起，梁廷栋自然不会犹豫的选择俄国布尔什维克，毕竟这是共和党的盟友。但是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共和党放在一起，梁廷栋也只能选择共和党的利益了。
梁廷栋接受了吴川的主张，认为可以通过挑选和限制俄国流亡者的行动来尽力保住中国境内的安宁。接下来他就提到了第二件需要汇报的事务，“之前您转给我的文件，京奉线沿路调查报告我已经看了。确实，报告中提出的党员干部问题是存在的。
我也并不是想要为这些派遣到关内的党员干部辩解，但是有些问题确实不能说就是这些被派遣的党员干部自身的问题。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首先，本党成立也就5年多时间，在本党成立以前，不要说国人就是那些参加组建了本党的同志也很少有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虽然我们成立了翻译小组和出版社，并成立了马列主义思想研究小组，但是除了您之外，包括我在内的党内同志对于马列主义依旧还处于一知半解。马列主义所主张的革命和我们这些人过去所想象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才能加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了解。
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们对于马列主义尚且了解不够深刻，那些基层的党员干部又能够好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在东北的时候，还能够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毕竟在您的直接领导下，东北的革命事业已经走上了正轨。
但是现在要让他们在关内独挡一面，我觉得这些党员干部的理论还不足以指导他们的实践。因为关内和关外的环境是有差异的，关内没有关外那么强大的组织，也没有一整个搭配起来的工业体系，也没有那么多能够开垦的荒地，他们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把关外的建设模式改成适合于关内的建设方式，无疑是相当困难的。有这样能力的人，早就应该在党内脱颖而出了。
其次就是关内的反动势力也远比关外强大江浙湖汉北的多，关外因为满人封禁的缘故，大多数人都是近70年内才移居到关外的，这里的地主阶级没有关内这么盘根错节。
而且在日俄帝国主义的入侵下，关外的地主阶级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在我们打倒了关外的日俄帝国主义之后，关外的地主阶级也自然没什么能力挑战我们了。
但是关内并不是如此，除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一带遭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打击外，华北其他地区的地主阶级并没有遭到什么打压。虽然河南的白朗起义和去岁的华北大水灾对华北地区的地主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些地主在当地的势力并没有被清除掉。
我们抽调党员干部前往河南河北，但是并没有那么快在当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在我们和当地的地主阶级决定出一个胜负出来之前，大多数群众还是会选择观望的。当然，土地改革的推行，是联合当地群众消灭当地地主阶级势力的最为见效的办法。
不过土地改革的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光凭我们派去的几个党员干部是发动不起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根据我的调查，某些地区的群众之所以不支持我们派出的土地改革小组，首先是不信任我们派出的人员，毕竟他们都是外来人员，一些群众还没能从乡土宗族的封建思想中醒悟过来；其次就是我们派出的人员难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口音、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社会观念，都是造成双方隔阂的原因。
而群众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有隔阂，根源还在于当地的官员干部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存在着一道缝隙。当地的官员干部最为不满的一点就是，当地的县府事务员月薪在12-14元，而我们派出的相同职位的党员是25-28元一月。
干着同样的活，拿的却是相差一倍的工资，自然难免让这些本地干部亲近我们的党员干部了。但是东北的官员干部拿到的月薪和工人相比，至少要低三分之一，远离生活环境较好的地方，我们总不能再继续减少他们的工资以安抚当地干部吧？”
对于梁廷栋提出的这一问题，吴川很久没有出声，就在梁廷栋有些不安的时候，吴川这才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说道：“听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了山东那边报上来的一个乡村干部的案例。
1912年我们派出了一些干部进入青岛，建立起来山东革命委员会，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山东革命委员会首先对胶州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胶州湾东女姑山有个叫做刘石八的长工，他的家庭非常的贫困，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外讨过5年饭，十六七岁就在本村地主家做了长工，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因为养不活都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因此我们在当地推动土地改革的时候，刘石八是积极响应的，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也分到了亩田、全套的耕牛、农具，到了1914年他家里就建起了4间瓦房，算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14年下半年日本入侵山东的时候，他不仅拿出了家里的粮食支援军队，还报名参加了前线服务队。可以说是我党在山东的铁杆支持者了，因此在战后就被吸收入了本党。
到了1916年，他家的人均口粮约547斤，全家一年食用油6斤6两，一年吃了27斤猪肉，日子开始过的红火了起来，而他本人也被提拔为了村里的书记。
但就是这样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去年放出了6担小麦和20块大洋的高利贷。他还在去年底的县乡镇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合作化糟的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诸如此类的反对农村合作化和党的农业政策的言论。
所以你看，我们想要迁就放任党员的自由化是迁就不来的，我们在上面放松一点，底下就是一个大窟窿。刘石八这样的贫农，有了一点土地，刚刚填饱了肚子，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合作社的束缚，奔着自己的小幸福去了，何况是其他没有得到革命直接好处的阶层。
改造农村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改掉的就是这种普遍的小农思想。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我们的目的，消灭乡村中的封建落后文化，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主导下的新农村，以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简单的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不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加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并不断的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以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过去这几年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军队干部和党内高层，我看现在是时候对地方和基层党员进行普遍的再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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