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居正和谢持等人并没有被张静江、戴季陶、汪精卫等人说服，但是党内完全站在乡绅立场上的骨干党员很多人都没有来京城，因为那些比居正和谢持还要保守的党员是拒绝以接受土地改革为前提的政治协商的。
本次入京的中华革命党党员，不是张静江这种开明派，就是戴季陶、汪精卫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倾向于社会改良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乡绅自治的联省主义。
居正和谢持在他们面前虽然是保守的，但是对于那些主张乡绅自治的保守派来说却又进步一些，他们至少还知道，拒绝和共和党、北洋等力量进行协商，无疑是坐以待毙。因此他们虽然反对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也仅仅是口头上反对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他们真刀真枪站出来和共和党对着干，他们也是不干的。
因此在反对无效，看着孙中山显然在偏袒张静江、戴季陶、汪精卫等人的主张后，他们也只能坐下了。而这边按住了居正和谢持这些保守派后，戴季陶又向着孙中山建议道：“总理虽然赢得了总统推选，但是本党的实力实在是不能和共和党、北洋团体相提并论，就连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北方也比本党更有声势。
吾观吴畏之之所以能够坐镇关外而搅动天下风云，就是其有党。共和党不管是组织力、向心力还是党员之人数都是本党所不能比拟的。吴畏之正是依赖着共和党内部的高度团结，才能在政府体制之外开辟了又一条权力之路。
虽然共和党的党员不是官吏，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党的组织对地方OTg2NTc=政府内部的党员施加号令，也能通过党的组织把基层的情况向党的高层进行报告，从而使得党可以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所以吾以为，总理担任总统之后，要想不被政府所挟制，首要之务就是健全党务，使总理的声音可以通过党员传递到基层，同时也可以通过党员把基层的情况反馈回来，则政府就无法对总理搪塞推脱。
其次就是要扩大党的组织，本党为袁氏所逐，在海外呆了数年，国内情况早就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如果我们一味依赖海外的同志，那么又如何深入到国内基层去？当下还是应当把之前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几派势力收拢回来，则必能大涨本党的声势。”
胡汉民马上点头支持道：“季陶说的不错，韬园派、政学会中虽然有些人存有私心，对于合党一事颇有反复，不过现在总理既然已经赢了推选，他们的借口也就差不多可以抹去了。只是，为了防止有人说我们是要吞并他们而不是并党，我看合党之后最好还是不用中华革命党一名为好。”
在众人的注视下，孙中山终于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久了，为了团结同志，也为了让各省进步人士不至于误解本党的主张，并党之后可以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么。这联络并党一事，展堂和兆铭来负责吧，我就一个要求，尽快促成此事，免得夜长梦多…”
作为和欧洲交流最为频繁的孟买，在六月初同样迎来了一场大流感，并迅速的传到了边上的旁遮普等土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殖民地国家，印度遭遇瘟疫的次数甚至要高于亚洲其他地区，最近的一次大瘟疫就发生在1896-1907年间，足足死亡了数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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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国人对于印度人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印度人比兔子还能生”，某英国人语。而和中国相比，印度人一个糟糕的习惯更加增添了瘟疫的传播范围，就是按照印度教的丧葬习俗，人死后，先在恒河边的火葬场就地火化，接着将骨灰和残骸撒入河中，随水流走。神职人员则不火葬，直接绑石头沉入河中。
只是在英国人的长久殖民掠夺下，火葬对于穷人是难以负担的支出，因此这些病死者的尸体在没有完全烧掉之前，就被家人直接投入了恒河，而下游的居民依旧使用恒河水烧饭、洗衣服和沐浴，这就造成了流感在恒河地区的迅速蔓延。
英国虽然在印度建立了卫生医疗体系，不过这种医疗体系并不完善，这些医院对于印度人来说也就比巫医好一些，当然针对英国人自己的医院还是有着不错的设施的。于是这也就给印度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医院能够治好英国人，却治不好印度人。
于是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印度人传出了这样一个谣言，那些入院的印度人是被秘密肢解并在医院加工，以提取一种被称为“莫米艾”的药液，这种药液被用来保护英国人免受瘟疫的侵袭，所以印度人才会死的这么多，而英国人却大多康复了。
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也为英国殖民政府所江浙湖汉北制止传播。但是对于鲍斯这些印度独立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一种极好的鼓动印度人起来反抗英国人的宣传事件。5月份他们从庙宇中挖出的黄金通过中国人拿到了300万美元的现金，这当然不是全部，光是最后被英国发觉拦截下的黄金珠宝，约占全部黄金珠宝的十五分之一，据说就价值200万美元了。
但是这300万美元用来鼓动印度独立的宣传，并建立印度独立武装，却是绰绰有余了。1916年,国大党重新统一，经过提拉克和真纳的努力,国大党与伊斯兰教联盟达成了勒克瑙协定，这使得印度民族开始团结起来。
只是此时的印度主流阶层虽然对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表现大失所望，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追求印度完全独立的想法，而是试图在大英帝国的框架下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力。印度上层精英的想法为英国驻印度官员所利用，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和总督切姆斯福德向一部分印度精英提出了一份关于给与印度人部分自治权力的建议。
鲍斯很快就意识到，软弱的国大党上层人士有再次向英国人妥协的危险，在中国人的建议下他决定抢先发起对于英国人的抗议行动，以迫使国大党不能向英国人妥协。
在这场战争中印度人为大英帝国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是英国人却依然如对待奴仆那样对待印度人，不仅加强了对于印度的搜刮，还加强了对于印度政治人士的监视和管制，以防止印度爆发反抗运动。可以说，1918年的时候，印度下层民众对于英国人已经从失望转向怨恨了。
因此在鲍斯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去煽动和组织印度底层民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很快就获得了许多印度农民的支持。这些印度农民要求英印政府降低田税，并平抑物价，反对英国食盐专卖权等一系列特权。
6月25日从印度西部、中部开始的农民抗议行动，很快波及到了北部印度的核心区域，当农民运动进入到城市之后，许多印度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加入了其中，再一次提出了印度自主、抵制洋货、提倡本国工业和民族教育的斗争目标。
7月7日，联合省地区的印度民众开始出现联合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向英印政府要求独立。英印政府对此恐慌不已，在和国大党进行交涉无果之后，国大党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对于这场运动毫无所知，英国人于是决定采取强制性手段。
7月10日，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市二万多群众举行抗议集会，英印军队的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市，再强行驱散无果的情况下，戴尔下令廓尔喀和锡克士兵向逗留在广场不肯离开的群众开火。
因为欧洲战争尚未结束，尚有120万印度士兵在欧洲、非洲和西亚等地为协约国作战，因此戴尔并没有堵住广场的出口，只是试图恐吓驱散这些印度人而已。但是狭窄的广场出口还是造成了比射击更多的踩踏伤亡。
在这一事件中，印度人被子弹射杀的超过100人，被踩踏而死的则超过了120人。这一下原本处于中立的国大党也开始谴责英印政府的残酷了。这一事件也很快以“阿姆利则屠杀”之名传遍了印度，激发了印度民众更大的反英情绪。
7月12日，联合省戈勒克布尔县乔里乔拉村农民将22名警察连同警察局一起，都付之一炬。从而掀起了从印度北部到中部地区的农民起义。
印度爆发的农民起义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英国政府手忙脚乱的抽调兵力镇压印度农民起义，还要封锁印度起义的消息传播到国外去，以避免在海外的120万印度士兵发生连锁反应。
这样一来，英国对于远东事务不得不采取了更多的让步。7月2日，巴黎最高作战委员会上，英法意还以作战委员会的名义向美国建议联合行动。英国同时还向日本暗示，愿意支持日本在西伯利亚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以阻止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扩张。
7月6日，威尔逊总统决定派兵介入俄国革命，以解救捷克人的名义。美国政府向马萨里克为代表的捷克国民会议贷款35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用于支付共和党的账单，另外750万美元用于支付共和党出兵解救捷克军团的费用。
7月8日，美国国务卿兰辛通知日本和中国政府，美国建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美中日各派一支7000人的军队，公开使命是保护西伯利亚交通线，以便捷克军撤离。
但是在共和党对日本的警惕下，日本政府已经失去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念头。7月16日到17日，日本国内召开的外交调查委员会上，后藤新平指出：“在中国人对帝国表现出不友善的姿态下，出兵7000人只会让帝国成为中美身后的跟班；
但是帝国想要出动更多军队，面对控制着中东路和海参崴的中国人，我们又要担心中国人借故切断我军的后勤，让帝国陆军成为西伯利亚无路可退的孤军。所以我认为，除非中国人向联军开放港口和中东路，否则帝国不应当出兵去给美国人和中国人打下手。”
7月19日，原敬从中国返回东京，在和牧野伸显探讨之后，原敬向寺内首相建议：“出兵还是要出的，哪怕仅仅处于对美协调的立场，我们也不能拒绝美国人的邀请。身为东亚之一员，日本怎么能够让中国和美国把自己甩开，任由他们共同去处理东亚事务呢？”
在日本迟疑不决的时候，早在7月8日，革命委员会已经派出了一支先头部队，打着保护交通线的名义从赤塔向伊尔库茨克出发了。
之所以共和党从拖延时间的立场转为快速进军的立场，完全是俄国的国内形势又出现了变化。就在前一天，左翼社会革命党发动了莫斯科起义，党员Y.布鲁姆金杀害了新任德国大使冯·米尔巴赫伯爵；党员波波夫试图带兵逮捕了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被捷尔任斯基身边的中国营给粉碎了。
但是在同一天，右翼社会革命党B.萨文科夫在雅罗斯拉夫尔制造了反苏维埃武装起义，声势颇为惊人。
萨文科夫领导的“保卫祖国和自由联盟”试图通过在中央黑土区获取一个有力的据点帮助协约国干涉军（法军向其许诺会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并进攻格洛沃达和维亚特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以及科穆奇人民军（社会革命党以萨马拉为中心向西进发）等反布尔什维克武装连成一片，并伺机向莫斯科推进。
这一计划对于人民委员会来说并不算什么，真正的威胁是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阶级加入了反苏起义，这极大的动摇了人民委员会在工人阶级中的声望。
7月7日晚，克拉辛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吴川通报了这一情况，并郑重的向其请求道：“随着乌克兰等原料产地的丢失，俄国的工厂大多因为缺乏原料而处于停工状态。
比如莫斯科地区战前每月需要1200万普特煤炭，但是在去年1月就降到了180万普特，2月130万普特，3月就剩下了80万普特…而现在比去年的情况还要恶劣，毕竟去年是因为煤矿开工不足和运输问题造成的，可今年我们连顿巴斯的煤矿都失去了。
而帝国主义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攻击从十月革命以来就没有停下过，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们投入伏尔加河，或实行活埋。在西伯利亚，沙皇的将军们杀死了成千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工人和农民。
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者在乌克兰，用铁制的流动绞架绞杀被他们掠夺一空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党人、他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
在芬兰，他们帮助芬兰资产者杀害了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名无产者，在监狱里折磨死一万五千人。在赫尔辛福斯，他们把妇女和儿童驱赶在自己前面，用以阻挡机枪的扫射。芬兰白匪军和瑞典走狗对被战胜的芬兰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捉弄。在塔墨尔福斯，他们强迫被叛死刑的妇女和儿童自挖墓穴。在维堡，他们杀害了几千名俄国男人、女人和儿童…
列宁同志让我转告您，俄国的无产阶级正濒临死亡，我们需要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持，请尽快的打通西伯利亚通道，给与我们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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