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驻美大使顾维钧来说，当下欧洲出现的局势和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重视，都让他认为国家前途正处于一个关键点，只要能够跨过这一步，那么中华民国就能和日本一样，赢得列强们的尊重，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作为袁世凯所看中的外交人才，在袁世凯去世之后顾维钧的地位其实是挺尴尬的，因为他和国民党这边没有交集，又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
他此前在北京时和友人谈起对外交、内政的看法时说过，“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奈何。至于说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
但是共和党这边的外交理念却并不是如此，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一向都是为内政服务，哪怕明知道提出的外交政策会被外国政府拒绝，共和党也一样会提出，然后以外国政府的拒绝声明去团结国内民众。这种做法在顾维钧看来完全是在玩火，到最后又不得不向外国低头，从而吃更大的亏。
毕竟顾维钧是不相信所谓人民的力量的，他一向认为外交是一种职业，把外交决策交给人民去决断，那就是一场灾难。这一点上，他是非常认同自己的大学导师约翰.穆尔教授的，这位教授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
顾维钧的这套政治理念在北洋官僚中极有市场，但是在共和党这OTg2NTc=里却行不通了。作为共和党的主席，吴川对于外交上的想法和顾维钧是背道而驰的，吴川从来不觉得对外国政府诈骗和恐吓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弱小才是一个国家最为不道德的表现，诈骗和恐吓并不算。
面对这样的上级，哪怕顾维钧再怎么想要向对方靠拢，也是难以忍受吴川在外交上过于独断的主张的，特别是吴川最终都证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尤为令顾维钧感到不理解。他在外国学习了八年，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学的是一个失败的外交体系。
哪怕吴川再怎么英明果决，也是无法让顾维钧服气的，他要是接受了吴川的外交理念，就等于是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办理外交了，过去14年的光阴岂不是白费了，原本在国内被众人寄以厚望的外交奇才的人设就破灭了，顾维钧自然是不愿意的。
因此，当他意识到因为欧洲的局势发展导致美国政府更为需要中国的支持后，他立刻就通过自己的导师去劝说美国国务院，应当把对中交涉的主体放在北京政府身上，这才是最符合美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的。此外便是向着自己的岳父唐绍仪打了电报，通过岳父向孙中山总统转达了美国有联合中国的意图，中国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和美国缔结同英日同盟那样的亲密关系，从而确保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
由于共和党在外交上对顾维钧的处处设限，国民党这边对于顾维钧也没什么好感，使得顾维钧这个美国公使这两年在美国几乎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哪怕是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也比他风光的多。不过这倒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没什么社交的机会，所以使得顾维钧一家在美国流感爆发的时候，很是安全的待在了自己的住所，几乎没遭到病魔的袭击。
这边厢，孙中山和唐绍仪会面，了解了顾维钧想要向国民党靠拢的想法。他很快就把这事向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进行了询问，胡汉民第一时间就赞成道：“眼下京城里的风头都在共和党身上了，宫内的小朝廷根本不敢答应共和党开馆验尸，他们除了哭天抢地之外就是在拖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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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天京城东区的警察署抓了几名盗窃宫中财物的太监、宫女，现在正封堵了宫门，要求对宫内财产进行点验，并抓捕盗窃宫内财富的同案犯。这样一搞，我看宫内小朝廷恐怕是要散了，小皇帝搬出紫禁城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京城的遗老和北洋官僚们，因为这件事受到的打击不小，据说徐世昌现在已经是对内阁各部放任自流了，但是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各部门委员会现在直接督查着中央各部，徐世昌就算玩怠工，也对政府没什么影响了。
所以说，共和党当初不争官位，也不是什么清高之举，他们借助政治协商会议对政府的监督权力，完全是把内阁玩弄于鼓掌之上啊。部长们不干活，可底下的局长、课长还是得听共和党的，要不然共和党能够把他们一口气全赶回家去。
这对外么，他们又赌对了。之前我们看他们对英法等盟国持强硬姿态，完全是哗众取宠的路数，但是现在欧洲局势突然及转而下，和平一时难以达成，各国对于我国的态度就又软化下来了。
我们之前持慎重立场，已经让不少民众颇江浙湖汉北有怀疑了，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把各国退让的好处拿到手，日后民众恐怕都会把功劳算在共和党头上，于本党不利啊。”
难得的，一向和胡汉民唱反调的汪精卫，这次也认可了对方的主张，认为应当接纳顾维钧的投靠，让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参加欧洲和平会议。
戴季陶思考了片刻，觉得胡、汪两人的想法未免过于自相情愿了一些，他不由给两人泼了一盆冷水说道：“顾维钧是袁世凯的亲信，自袁世凯去世之后失去了靠山，这才想着通过岳父和总统搭上关系。我看他的主张未必是在帮助本党，不过是在试图攀附罢了。
这个人为了攀附唐绍仪，连原配都不要了，在国际上又大谈要搞诚意外交，不可让友邦人士怀疑我国不尊重国际法，失去了国际信用。瞧瞧他做的那些事，我都不知道他是我国驻美公使，还是美国驻我国的代表了…”
戴季陶说的一时口快，但他很快就发现房间内突然安静了下来，孙总统的脸色也有些发黑了，他脑子里霍的反应了过来，顿时讪讪的闭上了嘴。
孙中山也知道戴季陶是无心之失，并不是真想要讽刺自己。因此他很快就忽略了戴季陶的看法，直接对着胡汉民、汪精卫说道：“顾维钧的建议，我看也不是一无是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听他的。外交方面，我们不是还有王正廷和陈友仁吗，你们去同他们碰一碰面，看看他们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是个什么看法…”
在国民党开始关心国际形势的时候，吴川此时却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国内关系的协调上了。在经过了对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实地走访，12月中旬再次回到了哈尔滨的吴川，召开了当地的市、区、工厂党委委员的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吴川着重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要给予工人更多的政治权利，他在会上如此说道：“…无可讳言，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专政，假如工人阶级不能在这个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制定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并督促政府去实施这些法律，那么我们就不能称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那么共和党也就无权声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
所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共和党掌握政权后首先要完成的政治目标，而这也是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政治基础。反对这一点，或是忘记这一点，都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背叛。
当然，列宁同志也说过，工人阶级需要先通过一部分先觉醒的职业革命者去引导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夺取国家机器，最终在工人阶级完全觉醒之后，我们才能去消灭政党制度、国家制度和阶级差异。不过距离这一天的到来还很远，因此我就不解释了，我就谈一谈为什么要增加工人的政治权利和工厂中的工人应当如何去参加工厂的管理。
增加工人政治权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工人阶级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工作中来，从而能够利用国家机器维护无产阶级的专政，使之不至于变色。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的政权会变色？因为在现阶段我们还处于和资本主义共存的过渡阶段，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在我国的力量实在太小了，我们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去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
但是资本主义不会甘心于被我们利用，他们始终是要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权，最终把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美国人开发西部的时候，他们称和印第安人的对抗叫做与狼共舞，但实际上他们才是把印第安人赶出自己祖先所居住的土地，并吞噬了印第安人血肉的狼。
我们现在发展资本主义，同样也是在与狼共舞，我们身边的这只狼可不是美国在西部小说里捏造出来的假狼，而是真正的能吃人的恶狼。有人说，我们可以依赖制度去约束资本主义，但是我要说，制定的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实施，那么还不如没有这个制度。
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头恶狼，因为它会撬开栅栏偷偷跑进羊圈里吃羊，也会和看守羊圈的牧羊犬同流合污一起分享羊肉。所以，制度也好，共和党的先锋队性质也好，一旦主人没办法修理栅栏了，也没办法开除不称职的牧羊犬了，那么所谓的主人就成为了羊圈里待宰杀的羔羊了。
工人阶级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法律是这个国家的栅栏，官员不过是主人喂养的牧羊犬，党应当是牧羊犬脖子上的绳索和主人手中的鞭子。所以，不是党赋予了工人阶级以力量，而是工人阶级把他们的力量借给了党，这是党的力量的根源。
增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参与到对于国家的管理中来，就是为了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力量和如何去使用自己的力量。而这第一步，就是要让工人参加到工厂的管理当中去，我认为应当找出几个工厂作为试点，让工人就工厂管理的合理性进行讨论，然后工厂管理层拿出整改意见来，不要怕犯错误，但一定要汲取错误的教训。
我想，没有那个工人会愿意把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干倒闭的，因为工厂倒闭了，最吃亏的就是工人自己。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工厂会因此经营不下去，整个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和让一两个工厂倒闭的小事相比，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才是真正的大事件…”
这场党委扩大会议，看起来不过只是涉及到了一个哈尔滨市，但是吴川在会上的发言对于整个党来说却是震动非常的。因为这场会议几乎打乱了党在城市基层的组织办法，共和党成立之处东北的工业人口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一开始自然不会以工人为骨干，而是以革命的知识青年和军人为骨干建立的。
之后东北虽然进入了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大工业生产的工人人数到了今年也才160余万，而共和党的正式党员依旧接近160万了，相当于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都入了党，但实际上工人中的党员和群众比例是1:20以上，这也意味着在党内，工人党员和其他出身的党员比例也是1:20以上。
在这样的比例下，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无从谈起的，一般来说党在工厂的基层组织领导，几乎都是共青团员或知识分子在领导，工人党员只是服从于党的领导，一般不能对党的组织和决策做出任何批评。这也是工人心存怨气，并进行罢工反对工厂不合理规定的导火索，因为工人们的意见基本不能得到工厂领导层的接受，也不能通过党内去修正工厂的管理制度，领导工人的党员正是工厂管理层的一份子，他们天然是站在一起的。
虽然也有些工厂内的党员对于某些工厂制度和任务提出了异议，但是在党严密的组织纪律面前，他们一般只能保留意见，而无法对抗组织决定。虽然共和党作为一个还在发展期的青年党，各级党组织还是具有着极为活跃的主观能动性的，时不时的还是能够纠正一些过于偏差的政策，但是列宁式政党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由上往下的政策落实的总是迅速无比，可是由下往上的反馈，却总是在蜗牛爬。
到了1918年这个时间段，随着党组织的进一步扩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组织的中间层级开始快速增加，而各组织的末端也开始出现了调度不灵的现象。过去在吴川等中央委员面前干活，大家自然是都要诚惶诚恐的，做事情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现在不少人不要说见到中央委员了，就连本市的党委委员都难得一见，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有些消退了，这也是自上而下体制的通病了，领导看不见，你再卖力也无用啊。
所以，吴川这一席发言，等于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办法给修改了，把过去领导向下指定基层组织管理，变成了工人在基层组织内的自治了。虽然这让很多中层党员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这意味着他们过去的那一套工作模式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变更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量。甚至有人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向下发布命令和说服下属去工作，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管理办法。
不过，因为吴川把这一政策限制在了哈尔滨市内，倒也算是减少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至少大家还能看看效果再说，且也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被吴川点名批评。于此同时，统计局这边也发现，随着吴川在哈尔滨市内工厂的走访和大面积的谈话，工人的情绪居然基本缓和下来了，而各工厂的不合理制度还没有被取消呢。因此统计局向吴川建议，应当派出更多小组对各工厂工人进行谈话，从而疏导他们的怨气，这一要求也为吴川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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