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估摸进入射程后，朱一二便让军乐手停了下来，随着军乐停止，各阵营也紧跟着停了下来，然后便是各自调整队列。
对面的聂宗瑀见状，估算了一下距离后，也下令道：“火器营准备！”
其实在完成火器化的同时，清朝军队在作战样式上也发生了巨大变革，早期的“红夷大炮猛轰、重甲步兵冲上去肉搏”的正面硬怼战术、中期的“大炮轰完步兵轰，步兵轰完骑兵冲”的战术，则干脆被成熟的排枪射击战术“九进十连环”取代了：
既步军举鹿角大炮，众兵齐进，鸣金而止，齐发枪炮一次，如此九进至十次，连发大炮。火器营马步军循环连发鸟枪，略无间断，其声震地。
在同准格尔军的战斗中，清军基本都是采取这种“九进十连环”战术，靠火绳枪手的排枪猛烈射击，加上野战炮的火力支援，还有火枪骑兵的回转战术，步步向对方阵型逼近。
虽然这套战法与当时的欧洲军队依然有代差，尤其是当时英法等国军队的纵队战术、纵队改横队战术已经快要成熟、来自科西嘉的法兰西战神已经快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清军的这套玩法在西欧军队面前如同小儿科，但不管怎么说，“九进十连环”战术好歹也算是追上了西欧军队十七世纪中晚期左右的水平。
但是，伴随着清准战争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终，清军在东亚地区陷入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局面，再也没有了更新装备的动力，不仅肉搏战术仍然毫无起色，连开枪放炮的技术也快速退化了。
同时，虽然燧发枪这种先进火器早在雅克萨之战、准噶尔战争中已经出现在了沙俄或准噶尔军的作战序列中，在清缅战争、廓尔喀战争中甚至已经批量出现了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先进燧发枪，但一方面这些国家并没有学来英军的排队枪毙战术，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东亚战术体系下，燧发枪与火绳枪的表现也并未拉开代差。
因此，虽然按照其记载，清军在各省的军火库中均储备有一定数量的燧发枪，但真正装备给军队的燧发枪数量极少。
意思就是说，清军在准噶尔战争之后，在事实上停止了对军备与战术的革新，陷入了混吃等死的状态。
要说清军是不是排队枪毙？是，那肯定是，这是由武器来决定的。除了排队枪毙没有其他的使用方法。但是，清军的排队枪毙又不是真正的排队枪毙，它是最为原始的排队枪毙。
真正的排队枪毙，要求高度的纪律性，要士兵们畏惧军法甚于畏惧死亡。这需要长年累月的严格训练才能达到要求。可是清军不同，大多数的清军都是那种荒废度日的兵油子，可能都不会开枪，又怎么能让他们临阵不逃呢。
排队枪毙战术的核心之一就是担任火力输出的火枪兵不但能在肉搏混战中保护自己，还能主动冲锋，取代以往的长枪兵，要达到这一条件就必须拥有刺刀，而清军恰恰没有刺刀。
加上清军的鸟枪、抬枪都是火绳枪，在横向火力上远远不如燧发枪。
火绳枪最大的缺点是火绳是明火，火枪兵身上挂满了火绳、火药和子弹，以至于火枪手有了“十二使徒”的花名，一旦某个新兵蛋子手忙脚乱他就有可能引发伤及多人的灾难。因此火绳枪时代枪手们之间的距离往往比较松散，他们需要比燧发枪士兵多几倍的行列保证火力。
在作战时上千名使用燧发枪、刺刀的红旗军可以排成三列，不断射出三百发以上的子弹；而上千使用火绳枪、刀枪藤牌手混装的清军尽管看起来也能轮番射击，在火力密度上却只有自己这边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所以，当看着清军也列队准备射击时，经受过严格训练的红旗军将士不但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兴奋之色。
自从黎汉明下达了以军功升职涨响的军令后，红旗军上下可谓是想打仗想疯了，没有仗打哪里来军功啊。
加上自己这边有大盾兵举着大盾蹲在面前以及自己身上的胸甲和钢盔三种保护，只要不打中面部，一般情况下是死不了的。
如今看到对面也列队射击，他们如何能不兴奋，那可是站着不动的军功啊。
朱一二也是如此，见状便笑了笑下令道：“开枪！”
“砰”“砰”“砰”“砰”
在各营将领的指挥下，第一队射击完后迅速到后排装填弹药，第二队上前继续射击，然后是第三队。
黎汉明可是按线列阵排列的，一队火枪兵有上千人呢，就算他们准头再不好，一次射击打出去，总能打死上百敌军的。
事实也是如此，红旗军的每一轮射击，对面的清军顿时便会倒下一片，而红旗军这边则是偶尔有运气不好的阵亡外，大多只是受伤。
如此反复两轮后，对面的清军便一溃而散了。
朱一二见状，连忙下令道：“吹号，冲锋！”
随着高亢激昂的冲锋号响起，各部队就在自己的指挥官指挥下，纷纷朝着溃散的清军冲去。
“完了！”聂宗瑀见状悲痛欲绝，泸州完了。
左右参将却管不了那么多了，拽着聂宗瑀就跑，如今纳溪恐怕是守不住了，他们只能向江安撤退。
另一边，见清军只顾着散乱的逃命了，朱一二抓住时机，让各团各自为战，目标是尽可能的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
一时间，整个纳溪县内上演了一场你追我赶的大场面。
而清军这边因为军心已经涣散，各将领大多都已经只顾着自己逃命，导致很多清军慌不择路，运气好的直接向江安的方向逃去，有的南下向叙永的方向逃去。
另一边，闫祖庚在拿下了叙永厅后，听到了泸州清军都在秘密向纳溪集结，他料想江安此时必定防守空虚。
于是闫祖庚当即下令第三旅前去支援第二旅，他则亲率第一旅去夺取江安。
南下溃逃的清军刚好遇上北上的第三旅，知道打不过，于是他们掉头就往回跑。
闫祖庚夺下江安后，又马不停蹄的向纳溪方面进军。
溃败的清军三面被围，只有向北边逃去，被长江阻断了去路。
见前后路皆被阻断，一些清军心一狠，便直接跳进了江里，打算游过对岸去，结果可想而知；有的则组织起了反抗，但在红旗军的绝对火力面前，同样没有什么效果。
但大多数还是明智的选择了投降，闫祖庚一面安排人接收俘虏，一面让人对江里幸存的清军射击，一时间，江边鲜红一片，浮尸夹杂着被水冲走的清军，导致江面上惨不忍睹。
就在大军在外大战时，黎汉明也没有闲着，一边保障后勤供应之余，一边开始着手准备秋收事宜。
就这样在紧张忙碌中，时间过得是飞快，一转眼便是金秋八月了，艳阳高照，农田中的水稻已经变得金黄，收获的季节到了。
人生在世，无非温饱二字，吃饱饭穿暖衣，才是百姓们最实在最根本的需求。社会阶层中最庞大的人群得以稳定，整个国家才会得以稳定。
纵观中国历史，多少王朝的崩溃便是在于底层百姓所在的阶层失去了温饱，没有了活路，无奈之下只能揭竿而起，撬动帝国赖以维持的底层基石，各方面的矛盾再也无法压制后，于是某一场偶然爆发的农民起义，成为压倒帝国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帝国崩溃，走入灭亡。
中国老百姓可以不过问什么是天道，因为天道太复杂，中国老百姓不懂也说不清；
中国老百姓可以不过问什么是儒家和佛学，因为这也太复杂，中国老百姓也说不清；
中国老百姓可以不过问什么是科学技术，因为科技这东西是洋人在主导，中国老百姓不懂也说不清；
中国老百姓甚至还可以不过问什么是政治，不过问什么是主权人权，也不管什么姓资姓社什么体制，这都是上边的事，我们老百姓不懂也不敢过问，免得惹麻烦
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都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仰，那就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最基本的生存价值观！
自炎黄尧舜禹以来，这个信仰就一直存在于中国几乎所有人的血液中。那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普遍都相信，只要一个人不做坏事，老老实实努力工作，他（她）们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可以传宗接代，可以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得到福报；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
简单来说，就是能安稳的活下去，历朝历代的百姓都是希望能安慰的活着。
无论有谁提出来，以各种理由反对过它，但它总是在中国人的心中默默运行，最后总是它占据主导地位，最后总是它得胜。
可以说，过去五千年的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只要统治者能对整个社会保证这一最基本的生存价值观的体现和回报，这个朝代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且受到人们的拥戴。
但如果某个朝代的社会，连那些不做坏事，老老实实努力工作的人，都被大面积砸掉饭碗、走投无路，甚至掉脑袋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执政者连这点最基本的价值回报都不能保证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社会出了要死的大问题，而统治者们肯定要受到现世天报！那也往往就是社会出现大的变革，或改朝换代，或改天换地的时候来临了。
各朝各代的农民起义无不都在说明这一点，如今到了黎汉明这里，同样也是如此。
虽然家里有人参了军，老百姓们有些担心前线的战事，但他们更关心的却是地里的粮食。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手中有粮，心就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春种时黎汉明因为各种原因抽不开身没有参与，但秋收时却不能缺席了。
黎汉明带着人行到地头，让人挖开一块红薯地。他关心的还是这红薯的产量，只要有足够的红薯，就能在这生产荒废的乱世活人，不至于损耗了太多元气。
所谓的“康乾盛世”怎么来的？可不就是红薯带来的吗？
一直以来各位史学家们对于“康乾盛世”的争议不断，有的人认为是真正的盛世，是满清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这根本就是忽悠人的，此时的经济文化无论是与明朝还是与外国比都是远远不够的。
什么是盛世呢？我们通常认为的盛世有以下几个特点：国家统一、政治经济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而康乾盛世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科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的是，“康乾盛世”确实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同时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似繁荣，实际上却是停滞不前，中国还在开垦荒地时，西方却在迅速发展，在西方进行体制改革，技术革命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妄自菲薄的闭关自守，发明创造和科技没有任何进步。
而在经济方面呢，在英国使团传教士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却是这样：“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
在文化上，清政府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受到了绝对的压制，大兴“文字狱”残害了大量文人学士，禁锢了人民的思想，整个社会发展缓慢，和西方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改土归流虽然加强了国家对边疆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引起了边民起义。
在民族问题上，满清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把中华的各个民族当作奴隶，强调满汉不能通婚，同时“剃发易服”令在江南地区遭到汉人的激烈反抗，对无辜的老百姓进行大屠杀。从清朝初期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汉族人民从未停止过对满清皇朝的斗争。
而且满清入关中原之后，主要依靠八旗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下，一大批无才无德的贵族王公长期窃居高位，使得清朝官僚腐败。
所以盛世与否，不明而喻。
不过黎汉明想要打造真正的盛世，就得从粮食问题着手，粮食是一切发展的根本。
为了了解各种粮食的产量，黎汉明先是带着人挖了一亩地的红薯，拿到秤上一秤，又换算了一下，一亩产量大概两千多斤，离后世的亩产万斤相差甚远。又陆续让人挖了几亩地，亩产最高的三千多斤，不过极少，最低的才一千五百多斤。
虽然现在这红薯的最高产量与后世的最低产量相差无几，对此，黎汉明已经很满足了，毕竟现在可没有化肥之类的玩意儿。有这个产量也已经不错了，就算是最低的一千五百斤，也比小麦水稻的产量高出了四五倍。
无论什么时代，粮食产量都是跟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中国自古以来的粮食作物主要就是“五谷”：稻、黍、稷、麦、菽，这些粮食虽然能够满足营养需求，但产量和抗灾害能力还不够强，光种植它们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
今年遵义府上下每人最少都分到了五亩地，加上后来又陆陆续续的开了不少山地、荒地，算下来，每人十亩地是有的。种玉米的地里黎安明基本都要求套种了红薯，新开垦的山地里他也要求种了红薯。
反正新开垦的山地肥力也不够，种什么产量都不高，索性就种红薯了，因为红薯在贵州还有一个名字，叫山萝卜，山地对它没什么影响。
对于西南山区，能种在山地里收获还颇丰的粮食，无疑与是救命粮了。
红薯之所以在明末推广不开，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推错了方向，南方本就是稻米产地，北方则是小麦产地，这两个地方的主粮产量相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本就不俗了，谁还愿意来种植那个只能用来填饱肚子的红薯？
而西南山区就不同了，不管在这里种小麦也好、种水稻也罢，产量都是提不上来的。如果有一种能在这里种植且产量高的粮食，基本不用怎么推广，老百姓自己就会要求种的。
红薯的产量了解了一番后，黎汉明紧接着有不目光看向了土豆。
即便是红薯再好养活，对土质还是有一定的要求，虽然比水稻、小麦等主食好养活，但依旧需要进行剪叶和松土，因为红薯藤能长很长，会消耗营养，土地太结实则不利于红薯长大，这两样都不利于红薯的高产。
虽然红薯的亩产和营养价值较高，在如今能活人无数，但终究营养元素不够全面，长期食用还有一定副作用。其在营养价值、亩产、口感、有无副作用、民众接受程度等方面都不如土豆。
因为没有化肥的原因，年初种植时黎汉明特意交待了撒上一些牛粪和草木灰。
牛粪就不说了，牛粪当肥料，相信农村待过的都知道。
草木灰含有很多的矿质元素，它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肥料，而且还有减轻病虫害的作用，一般在种植土豆时沾上一层草木灰最主要就是为了提高土豆的成活率。
因为在种植这些土豆前都是用刀切成了块状，如果不用草木灰包裹上一层，那么埋在地里的土豆发芽率、成活率都不会高，而且还会有烂掉的可能，沾上一层草木灰就好比给土豆穿上了一件保护衣，有了这层灰不仅能起到施肥料的作用，还能减轻病虫害的发生，这样成活率和产量都会高。
前世的黎汉明小时候种植土豆时，最不喜欢的一道工序就是丢撒草木灰，因为干这项农活不仅灰尘大，容易弄脏身上，还特别呛人。
来到这个没有化肥的时代，黎汉明也只得把后世的一些常见的土办法搬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