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政府发来的关于公共事务的政策，吴川一般都会放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和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渐渐成为党内最高决策会议一样，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其实也正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机关，其他常设委员会现在都必须要服从于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决定的政策，而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也有权力否决其他常设委员会的决定。
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委员从一开始的24人增加到了现在的34人，而代表委员中共和党员的人数也从13人增加到了22人，这也就确定了共和党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中的绝对控制权。而整个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委员有396人，其中共和党员的人数占了229人，只不过刚刚超过一半多而已，就集权程度来说，革命委员会的集权程度还要高于共和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因此对于政治以外的公共事务议题，吴川还是很愿意放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上讨论，而不是先在党内集中意见，否则的话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就完全成为了共和党的传话筒了。
但是公共事务一旦决策失误，后果将会很快显示出来，就比如袁世凯废除了内阁总理制度之后，所有的公共事务发生的问题就全部是袁世凯自己背锅了。像1913年北洋进攻山东革命委员会失败，最终就成为了袁世凯破坏国内和平的责任；本次华北大水灾中各地官员的反应迟钝和延误抗灾等种种无能的举措，又再一次让国内舆论聚焦到了袁世凯身上。
这种国内舆论对于国家元首的攻击，事实上就是在打击国内各阶层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信心，中央政府的决策开始遭到了普遍的质疑甚至是拒绝执行，没有了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自觉服从，那么中央政府要么采用强力手段镇压地方政府的反抗，要么就只能向地方政府进行妥协。
但是采用强力手段镇压，中央政府的施政成本将会变得非常高昂OTg2NTc=，对于本就依靠借款过日子的北京政府来说，这就是一剂毒药。而向地方政府进行妥协，就会让中央政府彻底丧失自己的威望，各地政治力量的割据就是个时间问题。
袁世凯感到委屈的就在于这里，虽然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是他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还不及满清时代的总理大臣。至少在满清时期，各地官府还没有敢公然同朝廷叫板的，这也就是他一度想要复辟君主制度，走立宪君主制道路的原因。
不过在革命委员会用武力在山东击败了北洋军之后，袁世凯的想法就完全破产了。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没有那个中央王朝的武力是打不过地方割据势力的。在民国的体制之下，北京至少还有民选大总统的合法性来抵抗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压力，如果他想要复辟君主制度，那么革命委员会也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武力了。
不要说袁世凯自己不敢冒险，就是北洋内部也不会为了他的皇位去同革命委员会拼命，这也是孔教会和复辟潮流在北洋军山东失败后迅速消声觅迹的根源。而袁世凯也只能守着自己的大总统府，竭力维持局面了。
不过吴川可不会去同情这位北洋枭雄，既然袁世凯敢于废除内阁责任制度，那么就应当承受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只是他自己可不会去重蹈覆辙，党和国家机关的决策自然应当由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个领袖来下命令。
吴川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他现在最多也就比普通党员强上一些，但是远不能同列宁、托洛斯基这些从革命中走出来的政治天才相提并论。而哪怕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都有出错的时候，更何况他这样靠着历史预知作弊的普通人。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因此在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开始步入正轨之后，吴川在政治制度上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让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机关为自己分担责任和风险。虽然这会让他损失一部分权力，但是责任同样也被分散到了各级委员会头上。
也正因为吴川愿意和党内各派及党外的政治势力进行妥协，所以现阶段大家的做事热情还是相当高的，因为只有做事才能掌握各种社会资源，而只有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让更多的人支持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
只要不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以革命委员会目前的发展速度，不管是地盘上的扩张，治下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干部负担起责任来。在这种形势下，光靠耍嘴皮子可无法保证你不会被赶下去。
和革命委员会相反的北洋政府，因为没法去触动华北地区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也缺乏搞工业化的资本和技术，自然也就无法制造出更多的责任给那些新人来负责。于是满清皇室虽然宣布退位了，但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依旧是一群老人，这些人原本就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投机者和反对者，他们霸占了新政府的资源之后根本就不想做出任何改变。
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改变都将会削江浙湖汉北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损失手中的社会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孙黄所主导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思想和声音却从没有消失过。那些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认为，袁世凯率领的北洋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而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则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北洋政府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他们依旧看不到出路。
于是，愿意接纳年轻人和试图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地主乡绅的攻击下，现在反而越来越成为了各地年轻人心目中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而对于吴川来说，适当的放下一些权力反而令自己手中的权力更加的集中了起来，因为在脱离了一般事务性工作之后，他现在已经不在需要特意的注重某个部门或群体的利益，于是他在党内的立场更加的超然，党内各方反而更需要吴川对于自己的支持了。
不过对于吴川来说，最令人感到愉快的，还是把自己从如山的文牍中解放了出来，可以有时间去思考即将爆发的十月革命和一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到了一九一七年，谁也不能继续忽视革命委员会在东亚地区的变量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革命委员会预备统一中国时，各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应当怎么办？
虽然现在因为欧洲列强陷于战争之中，不得不对革命委员会采取安抚的缓和政策，但是吴川并不认为他们在战后也会继续采取这样的绥靖政策，或许有些列强已经在考虑，战争结束之后要怎么压制革命委员会，从而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了。
只是现在列强并不清楚，这场战争不仅将会让无数王冠落地，还会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完全打乱了一战爆发时协约国试图重新分割世界的打算。没有了俄罗斯帝国在背后的威胁，又引诱了日本进入了南洋，革命委员会自然也就有了自保的力量。
当下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东亚这边的局势变化太大，已经开始完全偏离了吴川所熟悉的近代史，也就是说，一战之后的中国历史对于吴川来说已经是面目全非，他现在需要依赖于自己的思考，而不能再依赖于预见性去判断问题了。
只是，随着吴川越来越谨慎的同时，共和党的骨干们却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实政治这个东西和做数学题一样，是可以通过反复的刷题来提高决策能力的。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第一眼看到题目的时候他就会了，普通人则是在出错多次之后便牢牢记住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只要能够付出足够的代价，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够在同一类型的问题上取得正确的判断力，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支付得起这样的代价。从1912年到1917年，吴川一直在用欧美资本为这些共和党成员支付错误判断的成本，于是现在这些共和党的成员们终于开始有所成熟了起来。
对于北京政府发来的，请求对于内蒙古鼠疫防疫提供协助的电报，所有共和党的代表委员们都认为应当接受，虽然需要革命委员会额外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却能够让革命委员会将整个内蒙古地区纳入到控制范围之下，并打开了通往西北的门户。
宋云桐是极力主张提供协助防疫的代表委员之一，他这样主张道：“我们现在虽然控制住了外蒙古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但是靠近河套地区的内蒙古西部才是内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也只有控制住了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内外蒙古才能彻底安定下来，这对于我们建设内外蒙古是极有好处的。
其次，内蒙古西部地区爆发的鼠疫现在虽然还不够猛烈，但是鼠疫爆发地的边缘就是人口密集的山西地区，一旦让鼠疫从内蒙西部传入山西，然后再由山西商人传播到华北和中原地区，那么这场鼠疫就有可能向全国扩散，到时东北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在这个时候花点小钱扑灭了鼠疫，总比大流行之后花费巨资去防疫来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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