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为热闹的地方应当属前门外的天桥，但是到了民国之后王府井大街就开始成为内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地段了，因为这里建起了一座综合市场，这也是北京城第一座综合市场，因为靠近东安门，因此又被北京人称之为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原本是一块练兵操场，但是清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安门外又是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的居所，市场的需求便让这里就出现了许多商业店铺和小摊贩。但东安门是达官显贵出入宫廷的门户，这条大街上出现了太多的摊贩以至于道路常常堵塞不通，于是清廷就将东南面的八旗兵神机营的练兵场开辟为了综合市场，把这些摊贩都挪了进去。
因为这是内城第一家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大型娱乐购物场所，所以东安市场也就成为了继天桥和琉璃厂之后北京人最爱逛的商业区。满清覆亡民国建立，内城的商业化氛围更甚，也少了许多封建时代的忌讳，于是相邻的王府井大街也迅速开出了许多商铺，平日里这条大街上都是车马云集，人流如梭的场面。
不过当游客走到王府井北面的锡拉胡同时，却能看到一处和闹市区不相适应的静谧之地。锡拉胡同的西口就是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的旧居，这里居住的都是达官贵人，自然也就不允许闲杂人等进入了。
而在袁世凯旧居相邻的隔壁院子，却居住着一群日本人。这是昔日袁世凯聘请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的住宅，现在则成为了他的徒弟坂西利八郎的的住所。在华陆军军官称这处宅邸为坂西公馆，也是日本陆军在华情报的总机关。
因为之前陆军在满蒙、山东等地的失利，特别是满蒙独立计划和OTg2NTc=策动张勋进攻共和党山东军计划的失利，直接导致了陆军在对华问题上的发言权的丧失，这就大大的打击了陆军在华情报收集的工作，内阁显然是不愿意为一个没什么成绩的情报机关支付账单的，特别是在外务省积极想要夺回外交主导权力的时候。
而陆军内部对于对华工作也一样存有不同的看法，某些积极想要让陆军欧洲化的军官，一直都认为依赖个人的影响力去影响支那内部的人员，对于当前的时代来说已经过于落后了。陆军需要的是更加科学化的收集中国社会的一切情报，而不是试图去同支那上层人士交朋友。
更何况，这些支那通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着中国化的作风，又处处为中国人说话，使得他们很是怀疑，到底是谁影响了谁？比如青木宣纯就在国内一直在为袁世凯辩解其人的决断，虽然青木提出了如何对付袁世凯的策略，但是青年军官们依然对这位支那通保留着怀疑。
只不过，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陆军还能通过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从袁世凯那里获得情报，还能通过袁世凯在北洋政府中安插日本顾问，因此陆军虽然降低了对于坂西公馆的期待，但还是支持了坂西公馆的情报工作。
但是在袁世凯去世之后，新政府的成立及对于政府中外国雇员的不信任姿态，让坂西公馆的情报工作陷入了更大的困难。上海虹口事件的爆发对于坂西公馆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陆军开始频繁的对坂西利八郎发出指示，要求坂西弄清楚北京新政府对于虹口事件及日本帝国的真实立场是什么。
这任务对于坂西利八郎来说，真是又开心又痛苦，开心的是军部终于还是看到了坂西公馆的价值，痛苦的是他的老关系都在北洋团体内部，但是当下的北京却是群雄逐鹿，北洋四分五裂的局面，他几乎得不到多少有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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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坂西利八郎和其部下们一筹莫展的时候，8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代皖一郎代表驻华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上门，向他请教了关于冯国璋对日立场的问题。
在绿荫覆盖的院落内，坂西利八郎临窗而坐，对着田代皖一郎侃侃说道：“冯国璋这个人，我的老师青木曾经评价过他，虽然出身于官僚派，但是和民党也相处的很好，此次总统推选的结果，证明了老师的推断是正确的。
但是我认为，他终究还是一个官僚，他没有自己的信仰，和民党的友好不过是一种留后路的手段而不是真的理解了民党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不可能不顾惜自己的利益，无条件的去支持民党。
就对日立场来说，我认为这和他对待民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不会过于得罪我们，以避免日后有求于我们时被翻旧账，但是也别想着他会为我们去对抗共和党，因为他没有这个实力。”
田代皖一郎思索了片刻后问道：“那么假江浙湖汉北如支持他对抗共和党不仅仅是我国，再加上英国人或其他国家呢？冯国璋是否会有所动摇？”
坂西利八郎沉吟了一会后摇着头说道：“冯国璋和袁世凯同年，中国人都说六十而耳顺，到了这个年纪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雄心壮志了。更何况，吴川才30出头，孙中山都已经50出头了，以常理推断，未来三十年中必然是吴川的天下，冯国璋还是要为子孙考虑的。”
田代皖一郎迟疑了一下又问道：“以您对于北洋团体的了解，您认为在段、冯之后，可还有年青一代能够团结北洋的吗？”
坂西利八郎感到心头一阵燥热，不过随着从窗外吹来的一阵凉风，他还是把这股燥热压制了下去，清了清嗓子说道：“以我观之，袁世凯只是二三流的人物，段、冯之辈最多也就是三流人物，而吴川则是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其所领导的那些共和党人则发挥出了二、三流人物之能力。因此即便北洋年青一辈中能够涌现出段、冯之辈，也无可能和共和党角逐天下的。”
田代皖一郎再次长时间的沉默了下去，好半天才开口说道：“长春那边，还是无法打入进去吗？”
坂西利八郎叹息了一声后说道：“很难，虽然东北不乏留日学生，但是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并不愿意和我们谈论政治上的事务。而且吴是留欧派的代表人物，自东北革命委员会建立以来，他们向欧美派出的留学生要远远多过留日学生，甚至可以说留日学生基本都是私人前往留学，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得到了政府补助。除去俄国不算，美国和德国对于东北革命委员会的影响力也是超过我们的。”
田代皖一郎终于有些意兴阑珊了，就在他端起面前的茶杯喝茶的时候，坂西利八郎终于忍不住反问道：“军部对于此次上海事件究竟是存什么看法？”
田代皖一郎有些意外于坂西利八郎的消息不灵通，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看来坂西公馆在军部的地位下降并不是空穴来风啊。
虽然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念头，但田代皖一郎还是依然态度恭敬的回答了对方，“到目前为止，斋藤武官还没有收到特别的指示，日中之间的时局究竟会往何处去，恐怕还需要继续等待…”
田代皖一郎说的并不是事实，三宅坂的态度其实在8月1日就已经统一了。位于东京皇宫西南侧三宅坂台地因为有着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加上附近的陆军大臣官邸，因此“三宅坂”就成为了军方的代名词。
上海事件爆发对于寺内内阁和陆军来说都是一个意外，但一开始寺内首相和田中陆相并没有把这事看的太过重要，他们觉得这不过是海军和一群不知所谓的浪人搞出来的意外事件，虽然外务省官员数次向寺内指出，上海虹口日侨的作为很容易刺激到英国盟友的神经，从而破坏双方的互信关系。
但是寺内和田中都认为，海军自从欧战爆发以来似乎过于风光了一些，特别是海军拿下南婆罗洲的行动更是让国民开始忘记了海军的“西门子事件”了，因此有必要借助英国盟友的手敲打一下海军了。再说了，田中和寺内都认为，这也是敲打中国人的有利契机。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共和党通过几次对日作战不仅打击了日本帝国的威信，还极大的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力，这使得在一般中国人眼中，日本正从二等列强的形象向普通国家的形象滑落。中国人对日本进口商品实施的配额制度和极力要求取消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等要求，都是在这一社会观念驱动下的对日“歧视”表现。
而且寺内和田中也认为，在协约国压迫中国参与对俄国革命干涉的时候，共和党也应该没有这个胆量继续对日本进行挑衅，更何况共和党的手也伸不到上海去，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江苏呢。因此田中很是笃定的向寺内分析道：“共和党虽然眼下势力压倒了国内各方，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多头出击，一边干涉俄国革命，一边对抗我国，还要承担英法和国内其他地方势力给他们的压力，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自我崩溃的。
因此共和党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问题推给孙文和徐世昌，然后固守华北和东北，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奈何他们了。最终不过是由孙文和徐世昌出面和我国缓和关系，然后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以平息事态罢了。这样一来，我们即可打击海军，还能稍稍挽回一些对华外交上的面子。”
田中的判断是建立在吴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挑起日中冲突的基础上的，就像日本国内现在也并不支持和中国爆发武装冲突。
上海事件传回国内之后，社会舆论并没有顺着那些浪人的意图转向对中国的全面批评。虽然有不少报纸都持强硬态度，认为不管这起事件到底是谁引发的，日本在华侨民及日商在华利益应当首先获得保障。
但同样也有不少报纸提出了政府应当慎重处理此事，或者干脆和中方进行协商各自处理责任人，这些看似投降的言论大多来自经济界。
比如大阪合同纺织会社社长谷口房藏就在业界聚会时表示：“日本政府应当尊重中国政府的合法权力，日本在华的租界不应当被视为日本的海外领土，日本国民在海外应当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以免让各国轻视和抵制我国。
不管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东洋各国都应当携手合作以抵抗西洋列强的压迫，欧洲大战中西洋列强的残暴若是出现在东洋，那么对于日中两国来说都是一大不幸。为了日中能够互相提携亲近，日本应当将在华租界和关东州一并放弃，同其他西洋列强进行分割，从而改善日本在中国民众眼中的影响，从而为日中合作建立起互信的基础。”
谷口房藏的言论自然遭到了国民严厉的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经济界的人士发言支持他，比如钟渊纺织公司总经理武藤山治就委婉的向外表示：“只要中国的政治好起来，二三十年内，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非常繁荣富强的东洋国家。日本应当趁着这个机会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不是总想着去阻扰中国的发展，这只会为日本造就一个强敌。当然，日本侨民的在华利益还是应当获得保护的，这一点上我认为不应当有所让步…”
这些经济界人士所主张的慎重论和妥协论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事实，那就是日中贸易的规模已经突破了日美贸易的规模，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棉纱、棉布超过了2亿日元，而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棉花、煤炭、大豆也超过了2亿日元，这还不包括双方在钢铁、机械、化学品贸易上的快速增长，而日本向美国出口的生丝也不过才突破1亿日元而已。
为了更好的吸纳中国廉价的人力和能源，战争期间煤炭价格大涨，但是满洲的电价却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程度，因此大量的日本商社选择了在满洲进行投资，如果加上在上海等地的投资，日本在华投资规模至少比1914年翻了三倍。
不过即便如此，日本的在华投资总额也还是排在了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向德国宣战，也宣布没收了德国的在华资产，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在共和党的庇护下，很多德国企业都改成了中国人持股的企业，这还不包括从美洲等地逃亡而来的德国海外投资。
在美国宣布参加协约国作战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了对德国在美资产的没收行动，美国政府还逼迫美洲各国没收德国在当地的各种资产，除了中国之外，德国资本几乎无路可去。而协议国不敢过于压迫中国人，因为各国在华也有着大量的投资，他们并不希望和共和党彻底撕破脸后，让自己的在华利益受损。
除了经济界的妥协言论外，舆论界还出现了更加左倾的言论。比如东洋经济新报主笔石桥湛三就上海事件发表文章进行了批判了，认为这些日本侨民在上海保卫的不是自身的合法权利，而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石桥在文章中写道：“…想一想过去我们为什么要烧英国使馆，那么就应该明白中国民众为什么要反抗日本侨民的无理行为。”
对于国内舆论的这种分化，寺内和田中是不满的，但是碍于陆军内部的分裂和民间对于藩阀政治的持续批判，寺内也只能保持沉默，以防止引火烧身。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共和党虽然没有站出来直接就上海事件攻击日本政府，却通过了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个羞辱性更大的要求，要求日本军舰不得进入渤海。
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在日本国内引发了第二波舆论风暴，如果说一开始上海事件传回国内时，国内的对华舆论还是比较温和的话，那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对日本军舰下达的禁止令，算是让一部分温和派也转向对华强硬的立场了，就连经济界也暂时住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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