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心的库兹涅茨基大街两旁的商店大门禁闭，商店的玻璃橱窗上也被一块块木板给封住了，两侧的人行道上白天也只看到三三两两的行人，每个人都是低着头匆匆走过丝毫没有在这条革命前繁华的商业街停留的意思。
坐在马车内的宋云桐看着外边萧条的景象，也是紧锁着眉头。这座城市的商业已经完全停止了，据说在工人居住的地方还有着一些地下黑市，但是国营和私营的商店都已经停止了营业，因为没有商品可卖。现在整个城市完全是依赖配给制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需要，当然也有一处地方还有商店开业，那就是外国人居住的旅馆，不过那里的商店只接受外汇和黄金。
据驻莫斯科办事处的同志说，原本商店里只收英镑、法郎、美元和日元等外汇，并不接受共和元。不过随着各国对于苏俄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禁运措施，俄国人才改变了态度，现在商店里的大多数商品都是来自于中国，但是他们去购买的话却要比俄国人进口的价格高了3-5倍。
办事处于是试图自己从国内寄一些邮包过来，但是俄国人却表示这些邮包不能算外交邮包，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除非能够给他们一些回扣。这些俄国人的举动让办事处的同志们感到困惑不已，这和旧时代的俄罗斯帝国的官吏究竟有什么区别。
不过宋云桐却比这些办事处的同志更能理解这些俄国人，当物资匮乏的时候，还能格尽职守的正直官员不会太多，哪怕是那些在公开场合谴责旧制度和有产者罪恶的忠诚党员，当他们掌握权力时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去贪污公款或是勒索那些有产者。
在这一点上他是认同吴川的看法的，在没法保证充足的物资供应OTg2NTc=时，应当对干部的经济错误加以容忍。只有在党提供了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还有人不肯停手，那就是本质问题了。不是每个党员都能在个人品德上向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党员看齐的，要是按照捷尔任斯基的标准去衡量党员，那么共和党就会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根本就推动不了革命的前进。
虽然俄共布的组织比共和党建立的要早的多，从俄国社民党内分出的俄共布党员，几乎都有10几20年的斗争经验，但是在俄国的俄共布依然是一个极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二月革命爆发前，俄共布的成员还不到5万人，其中一半多在远东地区。
相比起战前俄罗斯帝国的亿人口，现在波兰、芬兰等地独立出去之后也还有-亿人口，俄共布的人数和整个国家的人口相比，差不多是1比3000的程度。虽然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俄共布党员的发展速度很快，十月革命时已经超过了30万人，但是和共和党快速发展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坚定的投机者太多了。
为此列宁在年初时特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只是说是这么说，年初的时候也开除了不少不合格的党员，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严峻性，俄共布还是不得不加速扩张了自己的组织，现在俄共布的党员人数再次超过了40万人。
和共和党所面临的较为缓和的内外局面不同，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几乎被瓦解的社会经济面前，俄共布只能勉强维持着社会秩序，自然也就不能对这些俄共布党员要求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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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同莫斯科市面的萧条，俄共布基层党员的贪污腐败相比，宋云桐更为关注的还是整个俄国的局势变化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中各位委员们的能力。
俄罗斯的局势，老实说要比宋云桐在国内想象的还要坏，除了面对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围剿外，苏维埃俄国几乎就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政权的名称。
宋云桐原本以为，苏维埃就和革命委员会是一样的，俄共布是苏维埃的权力核心，而俄国各地的苏维埃都是莫斯科最高苏维埃的下属机构，但来到了莫斯科之后，他觉得自己还是过于乐观了。
苏维埃是俄国的权力机关这点是不假，但是各地的苏维埃拥有着极大的独立性，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存在，各地苏维埃甚至都不愿意接受莫斯科苏维埃在名义上的领导。因为苏维埃的权力核心不是俄共布，或者说除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地区的苏维埃牢牢的被俄共布掌握外，其他地区的苏维埃有的是孟什维克领导，有些是社会革命党领导，也有些是地方上的民主人士领导，苏维埃就是一个公民选举出来的公民代表委员会，并没有规定必须要由俄共布来领导。
只不过在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威胁江浙湖汉北下，这些地方苏维埃不能依赖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便只好服从于莫斯科苏维埃的命令，对抗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用一句话来形容，苏维埃俄国并不是为了捍卫共产主义而形成的，而是为了反对企图恢复独裁制度的白卫军和试图入侵俄国的帝国主义干涉军而联合起来的。
因此，俄共布甚至不能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这将把那些不受俄共布控制的苏维埃推向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只能含糊其辞的称之为白卫军发起的内战。
也就是说，即便俄共布带领苏维埃俄国战胜了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俄共布还要面临一个将各地苏维埃联合起来合并为一个国家的难题。要是一个处置不当，就还要打一场解放战争。
至于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给宋云桐留下的印象，倒也不是不深刻。从上个月25日开始到今天，他和朱和中两人几乎每天都在和这些人民委员进行接触，并进行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最为出色的自然是斯维尔德洛夫，十月革命后许多实际问题都是列宁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好了，才放到人民委员会上进行讨论的。就连其他人民委员也对其不吝赞美：“有时觉得，正如二月革命胜利后弗·伊（列宁）带着整个革命的现成政治图纸回到俄国一样，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带着有现成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计划的整个党的工作的现成的组织图纸从遥远的远东回来的。”
当然，除了斯维尔德洛夫之外，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也同样各有长处，和这些人相比，宋云桐也不得不承认共和党的中央委员们确实在见识和能力上差了一大截。哪怕是被他视为出卖了革命的叛徒：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两人，在革命理论和对国家建设的设想上都远远超过了他自己。
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宋云桐和朱和中两人常常是跟不上这些人的思路的，但是好在他们还有吴川主席。因为共和党在远东取得的成绩，和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两人对于吴川的认同，这些人民委员虽然有些诧异于他们在革命理论上的不足，但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尊重。
但是对于他们带来的，中苏德联合对抗帝国主义的设想，却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委员们的支持。哪怕是最亲近中方的斯维尔德洛夫，也在交谈中向他表示，当前俄国人民最为想要的就是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而不是什么支持德国人民签订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协议。
至于布哈林及加米涅夫，都站在了托洛茨基的一边，认为应当乘着德国战败的时机彻底的打倒德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建立一个苏维埃德国，而不是帮助德国的资产阶级逃脱战争的惩罚。
看到了莫斯科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样子，宋云桐总算是有些能够理解俄国人对于德国的不满了。原本这个国家的民众是想通过革命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德国却趁火打劫把俄国当成了战败国来看待。布列斯特和约就是对于俄国人的政治羞辱，而失去了波兰、乌克兰之后，俄国的经济困顿也让俄国民众把自己身上的苦痛都算在了德国人身上。
在这样的情感下，想要说服俄国人同德国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德国不做出足够的赔偿是不够的。宋云桐在心里叹了口气，也许除了吴主席自己亲自来到这里，否则自己和朱和中是不能够说服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了，列宁同志虽然对这个计划有所意动，但是他的身体却不能够长时间的工作，自然也就无法去说服那些委员们了。
一阵寒风从车窗外吹入，顿时让穿着一件薄呢大衣的宋云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莫斯科10月干冷的响晴天，一件薄呢大衣显然是不够的，他不由小声的抱怨了一句。
坐在他身边的朱和中并没听清他抱怨的对象，一时大为同意的点头说道：“确实，这些人民委员们的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下了，都已经超过10天了，他们居然还不能拿一个结论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实施第二计划了？”
宋云桐没有解释，不过对于朱和中的建议他还是考虑了一下，这才说道：“再等两天吧，德国人虽然向协约国一方提出了停战要求，但我看协约国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不过如果双方真的开始进行和平谈判，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倒也是一件好事，俄国这边难道不担心德国和协约国真的媾和，那么他们的德国革命计划也就泡汤了，他们自然会好好的接受我们的意见…”
不过形势的变化显然要比宋云桐预料的快，两人刚刚返回到莫斯科办事处，一座旧俄贵族的大宅，就得到了国内有电报发给他们的消息。
看过了以吴川名义发来的电报，宋云桐一边把电报递给朱和中，一边不无遗憾的说道：“看来我们不用在这座城市逗留下去了，该去见见德国人了，也许德国人会更加的理智一些。”
朱和中一目十行的扫过了电报，这才松了口气说道：“这倒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我们就不用患得患失的在这里考虑，到底要不要等待下去了。”
宋云桐正和朱和中讨论该怎么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前往乌克兰的要求时，办事处的人员敲响了他们的房门，向他们汇报道：“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来拜访了。”
宋云桐楞了一下，和朱和中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就开口说道：“请带斯大林同志过来吧。”
刚刚抵达莫斯科没一天的斯大林，第一时间去见过了列宁之后就跑来了中国人这里。虽然党中央一致决定要求他回来主持主席团的工作，但是斯大林很清楚，这是中央不少委员们对于托洛茨基的忌惮心理，生怕这位掌握着红军大部分力量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趁着列宁受伤的时候夺取对于党的领导权力。
托洛茨基在整顿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杀伐果断，不仅成功的吓住了那些不守军纪的士兵们，同样也吓到了中央委员们。如果托洛茨基枪毙的只是旧沙皇军官和不守军纪的士兵们，那么大家还可以接受，但是当托洛茨基对政委下手，且连报告都不打一个，中央委员们就把托洛茨基视为红色拿破仑了。
在俄共布的党员眼中，红色拿破仑可不是什么称赞，而是背叛了革命的军事独裁者。没人愿意成为红色拿破仑登上至高宝座前的台阶。因此，大家才选择了性格温和又得到列宁信任的斯大林同志。
在克林姆林宫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列宁同志在人民委员会至少有两票，一票来自他自己，另一票则来自斯大林同志。因此在中央委员们的眼中，斯大林同志只是列宁同志的跟班，并无什么政治主张，让斯大林同志暂时接手列宁同志的工作，至少能够保持党内的平衡。
不过对于斯大林自己来说，他很清楚一件事，在和托洛茨基在军事问题上交恶后，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内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在这样一个战争时期，如果不能在军事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他就不可能对托洛茨基做出什么牵制，虽然列宁能够压制住托洛茨基，但是他并不能时时指望列宁出来支持自己，这只会让其他人以为自己很无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过来和中国方面的代表进行会晤，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自己。在这个苏维埃俄国孤立无援的时期，中国同志对于苏维埃的支持就变得越来越可贵了，这至少能够给俄国的无产阶级带来希望。而只要有希望在，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就能坚持下去，更不必提中国方面还给予了切实的物资援助和贷款。
和让人民委员会生存下去这个神圣目标相比，中国方面在西伯利亚、中亚地区搞的一些小动作，斯大林觉得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和宋云桐、朱和中只是几年前匆匆见过几面，但斯大林看到两人时还是准确的叫出了两人的名字，这让宋云桐和朱和中都有些意外。
不过这也让会谈从一开始就变得气氛融洽了起来，斯大林并没有直接向两人提出什么请求，而是先向两人说明了自己现在的负责工作，然后才向两人说道：“我已经听说了贵方带来的中苏德合作计划，列宁同志的意见是现在这个计划还很难实现，一方面党内的同志和俄国人民不能够理解；另一方面是德国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们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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