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沈阳还是一座能够让罗乃音理解的城市,那么长春这座城市就让他有些理解无能了。在沈阳,他看的是一座积极的向西方学习的城市,依然没有超出东方人对于欧洲的想象,那里就如同另一个上海一般。
对于去过东京的罗乃音来说,沈阳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超过日本东京的变化,不管是街道的规划、建筑的布局,依然难以同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城市建设相比。简单的说,中国人在沈阳的城市建设,欧洲人早已经完成了。
但是长春这座城市却并不是简单的对于欧洲城市的模仿,虽然这座全新的城市采用了大量的欧洲建筑风格,但它并不是单纯的建筑或街道的复制。这座城市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公交系统,还首先采用了红绿灯指示系统,硬化了城市街道和建立了人车分离通行制度。
从车站到英国领事馆的街道上,几乎很难看到马车或汽车霸占着街道中心行驶,而行人也没有大摇大摆的在汽车前慢悠悠前进的场面。就如他身边的帕尔先生所言,“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柏林,而不是中国的某个城市。”
在罗乃音观察着共和党治下的中国人的变化的时候,吴川的日常生活倒是出现了一些变化。自归国革命以来一直沉浸于工作之中的吴川,在安娜到来之后终于有了一些私人时间。
虽说吴川一开始只是想要通过安娜了解一下,俄国自战争爆发之OTg2NTc=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变化,不过很快两人之间的谈话就变得亲密起来了。安娜是想要找个人倾述,从受人尊敬的地方贵族到成为革命之后被农民所痛恨的强盗,安娜对于自己所属阶层的这种变化是感到迷茫的。
哪怕在革命来临之前,她尽可能的去帮助了身边的乡人,但是农民对于贵族地主和富农阶层的怒火,却不是她个人小小的善行所能熄灭的。
事实上在逃亡的过程中,安娜比她的姐妹父母想的更多,就如她这样对吴川坦白道:“…我希望自己能够回到瓦西里耶夫斯克耶庄园,继续过去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后代能够和我的爷爷、父亲一样,在庄园里度过他们的童年生活,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他们,那边的那颗橡树是他们的祖先栽下的,他们的祖父在那座池塘游过泳,他们的母亲在这里荡过秋千…”
不过安娜很快又忧伤的说道:“可我又不希望我的梦想能够实现,因为那将会死很多人。俄国人死的已经够多了,我们不应该再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互相杀戮下去了。否则就算我能够回到瓦西里耶夫斯克耶庄园,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了…”
对于安娜的感伤,吴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和安娜一样,都无可能再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当中去了。
吴川最终只能无力的安抚对方道:“我们都只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滴水,无论多么怀念身后的时光,最终还是要被时间长河裹挟向前的。因此,把握住现在才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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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便临时政府重新打回了彼得格勒,俄国也不会再是战前的俄国了,你所怀念的那个瓦西里耶夫斯克耶庄园也不可能再恢复了。与其想着如何恢复从前,倒不如好好的想想今后的生活。
改变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你一直呆在图拉乡下,也许就不可能见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吴川的改变对于身边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们终于有了一点私人时间,在吴川和安娜谈话的时候。比如张云荣和女翻译叶曼莎,也因此多了不少私下接触的机会。之前对于伯父介绍的女子不怎么感兴趣的张云荣,对于这位活泼的女翻译倒是充满了好感。
罗乃音的到访消息,已经就通过王葆真传回了长春,对于英国人此次有意缓和双方关系的举动,在党内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
一派的观点认为,英国人从辛亥革命开始江浙湖汉北,就一直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起初是试图帮助满清维持统治,等到革命在全国爆发,满清的统治难以维系的时候,英国人又选择支持了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团体,联合各国公开向革命政权施压,最终让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可以说,党内的亲俄派和一部分主张立足于本土自给自足经济的党员,对于英国人都没有什么好感,只不过前者反对的是外国的资本家,而后者几乎反对一切外国人。
当然,对于一个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起来的地方经济体,主张和英国人缓和关系的党员也不少。
比如宋云桐就主张:“按照吴川同志的判断,欧洲战争最多也就再坚持一两年的时间,而且这场战争的获胜者是属于协约国的。
也就是说,一年或二年之后,协约国就能从欧洲战争的泥潭爬出来,到时他们就能把数百万军队调动到欧洲之外的地区。
根据这些年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报道,我们大家想必都已经清楚,欧洲方式的战争就是机枪和大炮作为主角,以东北的人力和物力,我们甚至都支持不住一场马恩河战役。而如马恩河战役这样规模的战斗,欧洲人足足打了将近4年…
我不想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拿中国的革命事业去冒险。更何况现在英国人首先向我们低了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同他们对抗下去?”
或者是如耿谨文等谨慎派的看法,“…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从1870年开始,英国就已经统治了全球海洋,晋升为了全球海上霸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就是英国人所制定的统治全球的秩序。
我们当前虽然取得了一点不错的成绩,从英国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夺回了一部分自主权力。但是我们和德国、美国相比,依然还处于一个极为落后且弱小的程度。
德国对于英国全球统治体系的武力反抗,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后果,而美国虽然借助这场欧洲战争摆脱了英国的金融控制,但是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瓦解英国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还在一个未知之数。
作为一个弱小且落后的农业国,我们想要尽快的发展本国的工业和经济就离不开对外贸易,我们需要外国的资本、资源和市场,否则我们就无法快速的积累完成我国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也得不到当前国际先进技术的流入。
而英国恰恰正是可以切断这一切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为了我国的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暂时的同英国缓和关系,无疑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
由于党内对于同英国的立场未能统一,使得罗乃音抵达长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吴川的接见。4月24日,在罗乃音到达长春之后的第三天,罗乃音才被邀请和吴川共进晚餐,并在晚餐后进行了交谈。
和过去几位代表英国同吴川见面的外交官相比,罗乃音的态度无疑算是温和的。但是在谈话中吴川还是感受到了,这个时代英国人所特有的傲慢,哪怕是在表达英国政府对于共和党的善意,英国人也是以一种强迫的姿态试图让共和党接受。
因此在这一次谈话的最后阶段,吴川直言不讳的向罗乃音说道:“…贵国政府对于中国内政的关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会接受。就像我们不会再爱尔兰问题上指导贵国政府该怎么做,我也不希望贵国政府来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西藏、外蒙和新疆问题。
我再一次提醒贵使,西藏、外蒙和新疆是我国领土,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线不是地方政府和几个外交官能够擅自划分的。至于我们在外蒙和新疆修筑铁路、公路这和你们无关。
我们尊重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但不代表你们可以在我国的国土上为所欲为。假如您所带来的善意就是这些,那么对于英国政府的意思我已经足够了解了。那么您可以回去北京,告诉朱尔典公使,大英帝国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你们做的到。”
对于吴川的反应,罗乃音是有预感的。虽然朱尔典一直拒绝同共和党进行合作,但是并不代表英国驻华公使馆不去接触共和党并收集关于共和党的情报。因此英国驻华公使馆对于共和党的外交立场还是有所了解的。
而共和党的外交立场中对于中英关系阻碍最大的两个表态,就是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对于英国来说,缅甸、西藏、新疆、中亚这四个地区关系着印度大陆的安全,因此他们一直都希望把这些地区纳入到英国的统治之下。
缅甸和中亚问题现在差不多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西藏和新疆问题。从满清时期开始,英国和俄国就对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最终在日俄战争之后英国占据了上风。
民国成立之后,英国就全力对西藏问题采取了行动,试图借着中国民族革命的机会把西藏先分离出去。但是欧洲战争的爆发打乱了英国政府的计划,英国不得不暂时停下了让印度侵吞西藏的行动。
不过即便是如此,英国驻华公使馆依旧还是重申了英国对于西藏和新疆的特殊地位,一方面承认中国对于西藏、新疆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则拒绝承认西藏和新疆属于中国领土。实际上就是把西藏、新疆视为了类似越南和朝鲜的存在。
至于外蒙古问题,一方面它是西藏、新疆问题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傲慢。因此即便俄国人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英国也依然认为外蒙古的地位是存在疑问的,除非中国在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上做出让步。
此次罗乃音过来虽然是为了缓和英国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英国的外交政策上他却没办法做出根本性的修改,因此只能再一次表达了对于共和党在西藏问题上表态的关注,和在外蒙古地区修建铁路的反对。
面对吴川毫不犹豫的表态,罗乃音确实感到了非常的头疼,但是他也不可能就此离去,那样的话他还不如不来长春。
思考了片刻之后,罗乃音谨慎的向吴川说道:“英国政府并无意同共和党敌对下去,我们对于中国的政策,坦率的说,就是建立在英国的在华利益上的。
就当前的中国局势来看,英国的在华利益显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我国外交部门尚未对外交政策作出一定的修正,从而对我国的在华利益造成了一些妨碍。
因此我认为,当前贵我双方重要的不是纠结于过去的英国对华政策,而是应当立足于未来的英国对华政策,这样贵我双方才能建立起一种对于双方都有利的外交关系。
驻华公使馆向您强调英国对于某些问题的关注,并不代表我们将会对某些问题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贵党对于英国的在华利益是怎么看的,当贵党执政中国的时候,是否会损害我国的在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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