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谨文胸有成竹的对着徐世昌回道：“确实，以当前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想要修建这两条铁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借钱修路。
但是我们认为过去的那种每条铁路单独借款的方式并不可取，不仅利息高且还带有许多附加条件，不是损失路权，就是不得不向外采购各国指定的材料。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在借款方面要额外付出许多，还要在材料上再被列强刮上一笔。
而铁路这种交通方式，一旦建成就会形成独门生意，掌握在他国手中就无疑是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给了别人来控制。所以从国家的利益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再接受过去那种附带诸多条件的铁路借款合同。
因此经过多方考虑，我们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只有国有化铁路建设，我们才能平衡全国的经济建设，而不必受到列强的操控。其次，中国的基础建设必须加快速度，否则不足以追回被满清荒废掉的工业化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向社会和外国融资的渠道。
根据我们东北这些年的基础建设经验来看，想要做到以上这两点，首先就得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管理铁路的规划和建设、运营；其次就是建立一个大型的融资投资基金，一方面向海外及社会融资，一方面对基础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最后是建立一个由国家控股的铁路建设公司承揽本国的铁路建设。
通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政府部门从弊端丛生的建设过程中OTg2NTc=解脱出来，以降低铁路建设的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和降低融资成本，并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
说到这里耿谨文暂停了一下，注视着徐世昌的眼睛意味深长的说道：“当然，想要做出这些行政上的变革，肯定是要触及到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的。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却正好推动这样的变革，不知徐国务卿你怎么看？”
徐世昌本就是从实务上一步步干出来的，并不是那些耍嘴皮子的清流官，因此他只是略一思索就明白了耿谨文提出的解决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当然，这么做的话必然是要得罪交通部和财政部这两个实权部门，毕竟成立铁道部和建立基金都是从这两个大部手中分权。
民国成立以来，政府中最为强势的几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陆军部、交通部和财政部。外交部的地位高是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地位所决定的；陆军部就不用说了，这是袁世凯的权力根本；至于交通部和财政部则是因为控制着财权才地位高。
而和财政部相比，交通部从铁路盈余中获得的款项显然更为稳定，也不像财政部的支出那么繁多，所以交通部反而比财政部有钱，由此在北洋内部还形成了一个交通系的政治力量。
由于铁路都是依赖于借款修筑，因此交通部自己就能单独同列强进行沟通，且列强也通过了交通部对北洋的政治和中国经济进行了操控，所以交通系在北洋内部还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交通总长梁士诒以英、日帝国主义为后援，掌握着铁路、轮船航运、电话电报、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着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盐业银行、正丰煤矿、中兴煤矿等大银行、大企业。因此梁士诒又被北洋内部称为“五路财神，之后又担任着袁世凯的秘书长，被时人称为二总统。
可以说，如果耿谨文的提议变为现实的话，那么交通系就要遭到一次重创，而北洋的力量也要折损大半，没有了交通部控制的这些财源，北洋团体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钱袋子。
徐世昌对此有些无言以对，如果共和党要是强行接受中央政府，那么北洋让出一些位置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共和党想要再进一步对中央政府进行整改，肯定是要遭到极大的反弹的，毕竟共和党不能把下面的人都开除了。而北洋愿意向共和党妥协，也是为了想要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伸出脖子被共和党砍。
但是现在共和党不接收中央政府，却逼着北洋自己砍断自己的手脚，就比较让人难受了。并不是说徐世昌和交通系之间关系有多么密切，其实他和梁士诒之间的矛盾还是不小的。他并不介意共和党对付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但是他并不想自己来做这把刀，因为这将令他在北洋内部的声誉大受打击。
似乎看出了徐世昌心中的犹豫，耿谨文不江浙湖汉北由继续说道：“我们提出这样的提议并不是针对某些人，而是为了让中国拥有更好的未来。如果有人一意阻扰，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除这些阻碍。
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央政府可谓毫无建树，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央政府又有什么威信可言？本党虽然并不想做什么恶人，但是为了人民利益所系，我们是不惮于树立几个敌人的。”
徐世昌终于忍不住说道：“既然如此，贵党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入主中央？以贵党的实力和能力，难道还怕有人阻碍贵党实施的改革吗？”
耿谨文靠着沙发微笑着回道：“本党自然是不怕有人站出来阻碍改革的，各方纷纷反对的土地改革，本党不也还是照样推行了下去么。本党所担心的，是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您也应该有所体会，一个内部的心怀二心者要比外部的敌人危险的多。本党是希望在入主中央之前，能够让那些反对派都暴露出来，毕竟杂草越多越好割么。”
在透过窗户的阳光的照射下，耿谨文坐的椅子正好有一半处于阳光之外，这也使得徐世昌有些看不大清楚对方脸上神情的变化，但是对于耿谨文的这番言论，他心里还是生出了一丝不满，于是便半真半假的说道：“贵党的力量和决心，这些日子我也是看在眼中的。不过我已经老迈无能，再加上老友刚刚去世不久，心中也是多有忧思，光是维持现状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再进行什么改革恐怕是很难有这样的精力了，我看要不还是另选一人来接替我的职务吧。”
看着貌似诚恳的徐世昌，耿谨文也是一笑，他这些日子也对徐世昌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个人的才能是有的，可就是胆子并不大。从他的外号叫做“水晶狐狸”就看的出来，徐世昌并不是一个能够当头的人，因为他缺乏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过去他对于徐世昌这一层级的人都是仰望的，那个时候他总以为这些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总是要比常人聪明且富有远见的，有些事情他们不是不去做，而是被手下人给蒙蔽了。但是革命之后，他才渐渐发觉其实这些人也就这样，也许他们中确实有着聪明人，但是这些聪明人却并没有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正道上。
正如吴川常说的那样，一旦屁股坐歪了，统治者越是聪明，人民的苦难反而越发的沉重了。比如满清末期，就连爱新觉罗子弟都知道再不改革，大清国就真要完蛋了，但是为了保证自家的权位，他们还是能够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来，直接让社会各阶层完全失去了对满清的信心。
现在的局势也是如此，包括北洋在内的各方政治力量都知道，当前的中国并不是哪一方能够完全掌握的，就算是共和党也不过是在军事上对各方取得了优势，但各方却依然想要让其他人臣服于自己，试图独掌大权。哪怕是力量并不强的黎元洪和孙中山，也是一个想要依照法理接任总统号令各方，一个则想要控制国会组建一个政党内阁。
在这些人的眼中，即不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不考虑当前的中国真正需要什么，眼中只有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似乎只要他们坐上去了，中国明天变成什么样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于共和党内那些口口声声要入关解放全国的人，也不过是想着在共和党统一国家之后获得开国功臣的回报罢了，至于如何解放人民这些人是不会去想的，反正把中国人民从万恶的地主阶级和军阀手中解放之后，人民当然应该用身上的血肉报答他们，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想到这里，耿谨文也是开始理解吴川为什么要压制想要武力入关的军方了，这只老虎一旦放出来，再想把它关回笼子里去就难了。袁世凯纵容北洋军的后果就是，离开了北京的北洋将领都成了占地为王的山大王。而国民革命军在抗击外敌上已经获得了不小的功劳，如果再用武力去对付各地的割据势力，那么这支军队究竟是否还能对中央俯首帖耳，确实是谁也拿不准的事。
正如袁世凯过去所言，中国素来没有共和之传统，只有成王败寇的说法，坐上了那个位置就没人肯下来，也没人敢下来。即便口口声声要保卫共和制度的孙中山，不是连党内同志的进言都听不进去，因此和黄兴一拍两散了么。还闹出了一个支持共和制度的革命党，入党却要先向党魁宣誓效忠的笑话，这种共和同独裁究竟有什么不同？
想到这里，耿谨文忍不住摇了摇头，把这些思绪都暂时摆脱了，然后放下了手中的茶盏，抬头看着徐世昌平和的说道：“对于我们而言，谁在你这个位置上都一样。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谁在你这个位置上却是事关生死的大事。徐国务卿你以为然否？”
徐世昌怵然而惊的看着对方，过了好久才咳嗽了一声转移话题道：“其实我今天过来也是有几件事想和你交流一下，如果你的事情说完了，不如接下来说说我的事情？”
耿谨文拿起了桌上的暖水壶为徐世昌面前的茶盏续了点水，口中同时说道：“当然可以，您说。”
徐世昌一边平静着自己的心情，一边说道：“我想说的是这样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前天晚王占元被郑州警备司令部逮捕；第二件事是关于陕西…”
耿谨文想了想说道：“陕西和山西的事情我已经请示过了长春，本党的意思是：阎锡山和孙发绪爆发的矛盾其实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双方如此不理智，显然说明两人性格上都是有缺陷的。虽然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事撤换两位地方大员，但是置之不理显然也是对山西人民的不负责任。我们建议，把他们两人都调离山西，然后从当地提拔一人，再从外面调入一人，山西的事情也就过去了。
至于陕西的事情，本党认为不是什么小事，不管是陕西人民控诉陆建章横征暴敛，还是在当地草菅人命，又或者是陈树藩和富田兵变部队的私下沟通，还是纵容镇嵩军劫掠西安郊区，都是无视中央的表现。现在陆建章还试图和陈树藩私相授受一省官职，这是把国家公器当成自家的私产了吗？
本党以为，陆建章和陈树藩都应当受到审判，镇嵩军昔日在河南种植鸦片，现在又在陕西劫掠平民，应当予以剿灭。而且为了保卫陇海路的建设，我们也不能容许陕西成为军阀割据之地。
至于王占元被抓一事，我看还是交给军事裁判庭去审判好了。黑的变不了白的，白的也抹不黑。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两个人的私谊，去恶了一省父老的心吧。”
对于共和党这么快拿出对于山西、陕西的处理意见，且也没有掺入太多的私心，徐世昌还是比较认同的，不过他还是同耿谨文商量道：“把阎锡山和孙发绪一同调离山西倒是没什么问题，我相信他们两人也不敢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
但是陕西事件处理是不是过于激烈了一点，眼下陈树藩已经掌握了陕西局势，陆建章麾下的部队大多败亡，只守着一座西安孤城，我们对双方同时进行处理，恐怕陕西非乱不可。倒不如先处理陆建章，然后令陈树藩处理镇嵩军，陈树藩若是不听令再处理他，若是听令则先安陕西民众之心再处理陈树藩，反正他也逃不出陕西。”
耿谨文想了想说道：“那倒也可，不过我听说这次富田兵变有中华革命党的人在居中筹谋，徐国务卿不妨就陕西事务问一问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看到耿谨文态度尚可，徐世昌于是又把话题引到了王占元一案，“王子春虽然治军不严，不过之前南北各军的军纪也相差不多，为此处理了王子春，这不是让南北军中将领人人自危吗？是否可参照张少轩、曹仲珊例？”
耿谨文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脸上笑容不改的说道：“徐国务卿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张少轩、曹仲珊案发的时候，那是仰赖了袁总统的庇护，我们总要给袁总统几分面子的。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袁总统走了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漠视不管的话，岂不是让天下人以为我们共和党怕了这些手中有兵的军阀了吗？今天松上一分，明日对上其他人我们岂不是更加难做了？
王子春么，就算他运气不好，为天下人立一立规矩吧，毕竟不成规矩无以方圆么。国家利益面前，一个王子春又算得了什么呢？”
徐世昌心中哀叹了一声，知道王占元这次是撞到铁板了，不过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王占元，但也知道凭借自己一人是无法说服耿谨文的，只能先退一步观望形势再做打算了。于是他就说明了自己今次到来的最为重要的事情，“袁总统去了也超过49天了，这新政府是不是该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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